大清帝國的開國元勛們，稱霸中原壯志未酬，便相繼長眠于遼沈大地上，為后人留下“關外三陵”，留下諸多流傳至今的傳聞軼事。楓紅松翠深秋時節(jié)，記者來到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zhèn)，聆聽了永陵的動人故事。

　　永陵古鎮(zhèn)享譽“中華滿族第一鎮(zhèn)”

　　出撫順、過章黨，一路向東，車行“南(雜木)新(賓縣)”公路之上，驀地，前方出現(xiàn)一座碩大牌樓。這便是永陵鎮(zhèn)的門戶。

　　永陵鎮(zhèn)建筑分列“南新公路”南北兩側，有居民住宅樓房、門市房。這些建筑屋頂大多青磚小瓦、單檐歇山，頗具滿族風情。在鱗次櫛比樓房之間，間或遺留著一兩座青磚小瓦、單檐硬山老平房，展示著永陵鎮(zhèn)歷史悠久的年輪。

　　正是深秋時節(jié)，永陵鎮(zhèn)街道兩側，隨處?？恐u白菜、大蔥的機動三輪車。街面上，超市、飯店、理發(fā)店、浴池、旅店、日雜商店、農機商店等一應俱全；婦女兒童用品、品牌時裝、手機電腦、家用電器、美容美發(fā)、化妝用品等，給這座古鎮(zhèn)平添了幾分現(xiàn)代氣息。

　　永陵鎮(zhèn)政府坐北朝南，院落寬敞，樓房“粉墻黛瓦”，清新利落。有關人員介紹說，永陵鎮(zhèn)位于新賓滿族自治縣中部，地域面積525平方公里，轄24個行政村，龍崗、鳳儀兩個城鎮(zhèn)社區(qū)。全鎮(zhèn)4.2萬人，滿族占75%，被譽為“中華滿族第一鎮(zhèn)”。

　　永陵鎮(zhèn)境內，清初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多達48處。其中包括：清代第一陵永陵；后金第一都城赫圖阿拉城；努爾哈赤建造的皇寺；清代順治十五年(1658 年)，重建顯佑宮時的赦建碑；500歲高齡的古榆……與此同時，永陵鎮(zhèn)還繼承、保存著具有濃厚滿族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滿族傳統(tǒng)音樂、舞蹈、服飾、工藝品、文學作品，以及婚嫁禮儀、民族食品、民族體育與游戲等民俗風情。

　　百年前永陵街市繁華商賈如云

　　永陵鎮(zhèn)南面，便是渾河上游、清澈見底的蘇子河。河畔草灘上，一位大爺趕著潔白的羊群迎面走來。大爺姓關，今年74歲，祖輩居住永陵鎮(zhèn)。關大爺坐在路邊石頭上小憩，任憑羊兒們“咩咩”叫著，低頭啃食綠草。關大爺邊用樹棍兒在地上畫圖，邊說起永陵周邊的幾個大堡子。

　　關大爺說，聽老一輩人講，百年前，以永陵為核心，周圍有“明堂”、“南街”、“北街”、“東街”、“西街”、“橫街”等街道。

　　其中的“西街”，相當于如今的西堡。當年，“西街”十分興旺，永陵總管衙門、總管府、工部官廳等衙署、府第，以及八旗官員住宅，悉數(shù)建在此處。因而，此間的商服行業(yè)也應運而興，清初有關史料記載，“西街”又稱“買賣街”。清代乾隆年間繪制的《永陵圖》標明，“西街”曾樹立木牌樓，牌樓一側有商號，商號門前木桿高聳，上面高挑招幌，足見當年“西街”的繁華。

　　“東街”即東堡，相當于如今的永陵鎮(zhèn)。早年間，“東街”遠不及“西街”繁華。清代光緒元年(1875年)，為加強永陵及地方旗務管理，清廷在“東街”設置了興京副都統(tǒng)公署。從此，“東街”獲得了發(fā)展轉機，人口逐年增多，買賣商號逐年增加。清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東堡商業(yè)統(tǒng)計資料表明，當年，東堡有雜貨行、油坊、酒局、靰鞡鋪、首飾店、藥店、糧店、旅店、豆腐坊、粉坊、酒飯館、理發(fā)鋪、澡堂”等39種行業(yè)，共177家，當時已取代了“西街”，成為永陵地區(qū)經濟集散地。

　　劉文喜聚眾盜伐永陵“陵樹”

　　永陵鎮(zhèn)四處環(huán)山，蘇子河在山間悠悠流淌。在“紅星飯店”門前，一位70多歲的“磨剪子搶菜刀”老大爺，坐在“馬杌子”上，趁著沒活兒，手卷旱煙，點劃著層巒疊嶂的群山，講述了一個他從小聽爺爺講過的故事——

　　永陵四周的樹林近者百里，遠者數(shù)百里，均屬“風水”禁地，其樹木為“陵樹”，一律受到大清法律嚴格保護，盜伐陵樹者從重治罪。然而，由于樹林防守區(qū)域過大，官兵不及巡守，以致盜伐陵樹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其中，以清代嘉慶八年(1803年)，劉文喜盜伐陵樹為甚。

　　當年某月一天，嘉慶皇帝接到一份來自盛京的密奏：“興京永陵禁地飛牛嶺、高麗溝等處樹木，被大量盜伐。為首人劉文喜。劉文喜聚攏流民數(shù)千人，在禁地內搭蓋窩鋪數(shù)百，密林幾成村落據(jù)點。這些流民多來自南方福建等地，因近年南方連年干旱，民眾無法生存，多浪跡關外。劉文喜趁機廣招流民，將其帶入高山密林，大肆偷斫木植……”嘉慶皇帝立即傳旨給盛京將軍晉昌，質問此事。然而，晉昌將軍對此事卻全然不知。嘉慶皇帝大為惱火，嚴厲斥責晉昌，并調派親信大臣策拔克為盛京副都統(tǒng)，專理興京事務。

　　策拔克到任后，密派協(xié)領珠泰九、恒福等多人，喬裝成流民，深入飛牛溝臥底暗訪。經過密查，策拔克得知，除劉文喜外，盜伐陵樹團伙為首之人，還有秦士雷、鮑有祥、張九、孫有交、顧學彥等多人。這些人正在趕造大船，準備將一批大樹、大材，通過渾江轉運到天津等處販賣，以便獲取暴利。

　　策拔克秘密部署官兵，準備里應外合捉拿劉文喜等，一舉鏟除盜伐陵樹團伙。然而，令策拔克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嚴密的行動，卻還是走漏了風聲。當官軍趕到后，劉文喜等人早已溜之乎也。策拔克向朝廷奏明情況后，嘉慶皇帝傳諭：沿海一帶旗民地方官，務必嚴密訪拿匪首劉文喜。

　　原來，劉文喜盜伐陵樹團伙，一直得到了地方官員的庇護。比如前任興京城守尉扎布善泰，以及時任興京城守尉宗室慶祥，他們在興京都是說一不二的土皇上。為結交宗室慶祥，劉文喜僅一次便送給他1200兩白銀。城守尉以下的不少官員，也被劉文喜等人買通。劉文喜等人之所以能逃出策拔克的天羅地網(wǎng)，全憑這些官員通風報信。

　　嘉慶皇帝獲悉興京真情之后，立即傳旨晉昌將軍，命其速將扎布善泰、宗室慶祥等相關官員捉拿法辦。扎布善泰、宗室慶祥提前得知這一厄訊后，雙雙自縊身亡；相關官員被打入死牢，等待處決。

　　劉文喜等人逃到獐子島，重新召集兩千余名流民，準備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同年8月，嘉慶皇帝獲知了劉文喜行蹤，遂命副都統(tǒng)策拔克迅速緝拿。是年8月24日，盛京將軍派出4艘岫巖巡海戰(zhàn)船、200余名官兵，抵達獐子島。劉文喜等人驚悉官軍大舉襲來，隨即化整為零，分為三路逃離：秦士雷、鮑有祥逃往盛京；張九、孫有交逃往山東；劉文喜、顧學彥去向不明。在獐子島上，官軍們僅抓獲了劉青山、蔡法等百余名盜伐陵樹者。

　　當時，各處官府均貼出緝捕榜文，并四下設卡嚴密盤查過往行人。時隔不久，秦士雷、鮑有祥被逮捕；繼而，張九、孫有交被山東巡撫抓獲，押解到盛京。經過審理后裁定，秦士雷、鮑有祥、張九、孫有交等主犯，以及興京城守尉有關官員，被處于死刑；劉青山、蔡法等從犯，流放邊疆服役；其他受此案牽連被處治的地方官員，多達400余人。

　　但是，劉文喜、顧學彥卻一直未見蹤影。

　　光緒元年永陵并發(fā)兩奇案

　　一位自稱是永陵“掌關防衙門”官員后裔的趙大爺，坐在路北一家服裝店門前臺階上曬太陽。聽說記者前來采訪，老人家以“絕對權威”的口氣，講述了一則“一般人不告訴”的秘聞：清代光緒年間，永陵后山、前門，不謀而合地接連發(fā)生了兩件奇案，一時轟動朝野。

　　清代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中午，永陵的守陵官兵們，依然沉浸在大年正月的喜慶氣氛之中，忽略了巡查永陵陵寢。

　　此刻，隱蔽在永陵陵寢后面啟運山樹叢中的張吉潰，腰間插著板斧，正居高臨下四處窺探。見永陵內長時間沒有官兵巡邏，張吉潰便悄悄從啟運山上下來，潛入永陵方城。此前，張吉潰聽說，永陵有許多金銀財寶，統(tǒng)統(tǒng)藏在啟運殿中。當時，張吉潰疾步登上月臺，來到啟運殿門前，用板斧撬開門上一個花格，伸手將懸掛鐵鎖的“鐵嘴”尾部掰直，再從門外將“鐵嘴”連同鐵鎖一道拔下。張吉潰剛要推門而入，忽然腦后炸響一聲斷喝：“住手！不許動！”張吉潰頓時呆若木雞。

　　原來，因突然“內急”，守陵兵慶福出來上廁所，聽見啟運殿方向有異常響動，便急忙過來查看，恰遇張吉潰剛剛開啟殿門。慶福上前擒拿案犯；張吉潰一邊揮舞板斧砍向慶福，一邊向紅墻退卻，準備伺機逃竄。兵士烏力公阿、果房值班院戶王永亮聞聲趕來，3人將張吉潰團團圍住，最終將張吉潰撲倒，反剪了雙臂，送往永陵總管衙門。

　　正在這時，永陵正紅門外，又出現(xiàn)了令人驚訝的一幕。

　　一匹青色驚馬，沖開永陵南面的木制護障“鹿角”，從陵寢前開闊地上，向永陵正紅門疾速奔來！青色驚馬背后，一個漢子緊隨驚馬窮追不舍。這個漢子身穿藍色“號坎”，前胸白補子上綴一“鏢”字；背后綴有“隆泰 ”字樣。但見這個漢子手持馬鞭、三角號旗，緊隨驚馬一道闖進永陵禁地。守陵官兵們急忙沖出正紅門，攔住驚馬，將這個漢子拿下，捆綁起來。當時，守陵官兵們都以為，這個漢子與張吉潰是同伙。于是，將這個漢子隨同張吉潰一道，統(tǒng)統(tǒng)押解到永陵總管衙門。

　　由于案情重大且蹊蹺罕見，于是，永陵總管衙門立即將兩名案犯及“犯馬”，一并押送到興京(新賓滿族自治縣)城守尉衙門審理。城守尉認為此案非同小可，遂立即將犯人、犯馬，一并遞解盛京三陵總理事務衙門審理。

　　經審訊，張吉潰供稱：他是直隸(河北省)永平府昌黎人，現(xiàn)住興京東昌臺村(新賓縣紅升鄉(xiāng)北蜜蜂溝)，會木匠手藝，因家境貧寒，遂萌發(fā)盜取永陵財寶惡念。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初三，他從東昌臺村步行35余公里，來到永陵陵街(永陵鎮(zhèn))，當晚宿于雞毛小店。初四早起，他趁巡山官兵不備，潛入永陵后山紅樁禁地之內。

　　鄧國忠供稱：他是直隸保定府高陽縣人，自幼習武，成人之后以保鏢為業(yè)，案發(fā)前為盛京城地載門(小北門)外“隆泰鏢局”鏢師。同治十三年(1874年)臘月末，鏢局接到一份鏢差，委托方是興京新兵堡(新賓縣城)某商號。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早晨，鄧國忠一行由新兵堡出發(fā)，晌午來到永陵陵街。午飯后，他們繼續(xù)西行、剛剛踏上草倉河木橋時，不遠處突然一聲炸響，馱著鏢銀的大青馬聞聲受驚，發(fā)足狂奔，并將裝有銀兩的木匣、鏢旗統(tǒng)統(tǒng)甩落，沖過玉帶河、撞倒鹿角墻，徑直向永陵正紅門奔去。鄧國忠追趕驚馬，與驚馬一道誤入永陵禁地。

　　經審理查明，二犯并非同謀。半年后，按照《大清律》“盜大祀神御物者斬”條文，張吉潰被判死刑，“斬立決”；鄧國忠被處以“杖九十，枷號二十五日”；闖禍的大青馬，被判“沒收入官”。

　　洪災改變規(guī)制以鯽代鯉祭祀永陵

　　蘇子河畔，不少“漁翁”在垂釣。一位祝姓老者的塑料桶里，上下翻動著不少半尺來長的青白色小魚。見記者面露失望神情，祝大爺忙解釋道：“桶里的魚有‘馬口’、‘薩胡魯’。蘇子河從來就沒有大魚。永陵每次大祭上供的鯉魚，都從外地送來。”

　　祝大爺一席話，引來清史學者李鳳民先生的一則“以鯽代鯉祭祀永陵”軼聞——

　　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歲暮，永陵都要舉行大祭。每次大祭的主祭者，都要由皇帝欽派。除祭祀禮儀莊重而繁瑣外，祭品極其豐盛，有牛、羊、雞、魚、蛋、蜜、奶、茶、酒，以及各種干鮮果品、蔬菜、谷物等等。

　　《大清會典》規(guī)定：永陵大祭，每次需鯉魚8尾、備用鯉魚4尾；祭王(武功郡王禮敦)、貝勒(恪恭貝勒塔察篇古)陪葬墓，用鯉魚兩尾，總共14尾。

　　為確保永陵、福陵、昭陵“關外三陵”大祭用鯉魚，盛京禮部特意選擇了14個河泡，作為捕魚場，稱之為“官魚泡”，如大河泡、牛心沱、老觀沱、噶喇河泡等等，并設有專門捕魚的24家網(wǎng)戶，其頭目為“網(wǎng)戶領催”。當時規(guī)定：網(wǎng)戶領催必須按大祭時間提前8天，把鯉魚捕到，送盛京禮部完差。鯉魚數(shù)目不能少，交差時間要準時，否則要受鞭刑。

　　嘉慶十五年六月初五，按照定例，網(wǎng)戶領催高誠，開始為“關外三陵”“中元”大祭準備鯉魚。高誠帶領手下23 名網(wǎng)戶，前往遼陽的噶喇河泡捕魚作業(yè)。噶喇河泡與太子河相通，盛產“紅毛大鯉魚”。高誠等人在一處高地安營扎寨，插上“皇差”黃色三角旗，然后架網(wǎng)開始捕撈。截至六月二十四，他們順利地捕撈到了24尾鯉魚。

　　正當網(wǎng)戶們興高采烈時，天空中突然陰云密布、狂風大作，水面上頓時波濤翻滾，一場暴雨即將降臨。高誠急忙讓大家收網(wǎng)，卻來不及了，瓢潑大雨伴著滾滾沉雷，鋪天蓋地席卷而來，轉瞬間河水暴漲，將捕撈到的鯉魚、網(wǎng)具、駐地窩棚統(tǒng)統(tǒng)沖走。直到七月初二，洪水才逐漸消退，網(wǎng)戶們立即重新捕魚。當時，距離交差時間僅有5天了。盡管網(wǎng)戶們夜以繼日地捕撈，但洪水已將鯉魚沖進太子河，及至七月初七限期，網(wǎng)戶們僅僅捕撈到5尾鯉魚。網(wǎng)戶領催高誠，只好拿著5尾鯉魚，硬著頭皮到盛京禮部交差、請罪。

　　禮部侍郎凱音布覺得，鯉魚不足數(shù)，是罕見洪水所致，高誠及網(wǎng)戶們無罪。但大祭迫在眉睫，沒有鯉魚如何是好？關鍵時刻，一位老“筆帖式”說道：當年，乾隆爺來盛京祭祖時，也是因為鯉魚奇缺而用鯽魚替代。經過查找檔案，果然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檔案中有所記載：當年，因天災網(wǎng)戶們未能捕撈到鯉魚。盛京禮部上奏朝廷，乾隆皇帝欽準，以鯽魚代替鯉魚大祭。清廷規(guī)定，凡事必須嚴格遵循《則例》或“前制”?！秳t例》是朝廷對各部制定的工作規(guī)范；“前制”是皇帝隨時欽準的一些事例或做法。辦事只要因循守舊、有典有則，便不算違制。于是，嘉慶十五年永陵“中元”大祭，便用鯽魚替代了鯉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