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2009年第2期上有朱諾的一篇“海鷗教授”，非常生動地給我們介紹了紐約曾有一個未發(fā)跡的文學“天才”周·茍德(Joe Gould) 的身世故事：一位出生富家的哈佛大學文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徹底放逐于生活，鎮(zhèn)日游蕩紐約街頭。他之所以獲得“海鷗教授”的稱號，是因為他常常在酒吧里給人朗誦詩歌或者學海鷗的叫聲，換取酒錢。他對人聲稱，他討來的錢將用于他的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專用于支持他寫作，他要創(chuàng)作一部可以和荷馬史詩相媲美的宏篇巨制--《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其獨特處是要事無巨細，完全忠實地記錄人們的尋常生活，那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詳細記載身邊發(fā)生的一切事情的史詩。當一位《紐約客》的記者邂逅了這位街頭流浪文學家之后，寫了個長篇特寫“海鷗教授”發(fā)表在《紐約客》上。這位記者在文章里感嘆，美國這個富饒的國度居然不能為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令人扼腕。結果，文章在紐約甚至在全美國引起轟動，從此，這位“海鷗教授”開始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很多信封里裝著支票或現金，甚至一個有錢人開始匿名為他提供長期的生活資助。于是他的生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夾著半人來高的文件夾，住進了村里(指紐約曼哈頓下城的格林威治村)的一家旅館，這里成為他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固定住所，當然房租是那位匿名人士支付的。”(萬象，2009/2期37頁)

然而，這位”海鷗教授“在美國大眾的熱切期待和慨然相助之后，卻并沒有如負眾望，完成他的文學巨著，他屢屢在熱心者為他聯系好的出版商前逃遁，導致人們懷疑他是否真的寫下了那本巨著?直到他1957年過世，這篇“巨著”杳無蹤影。直到2000年才終于發(fā)現了他的部份手稿，但實際只是些零散的日記而已，記錄的是他吃飯洗澡這類毫無價值的瑣事。他終究是個騙子，還是個天才，這樣的問題對我們并不重要，他的故事里重要的倒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人對于一個可能的文學天才所具有的尊敬和援手相助，他們表現出來的廣泛熱忱叫人動容。

美國人怎么會具有這種素質的?天生的?

應該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養(yǎng)起來的，我們在這里只需拿出一件事來看，大概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這件事的主角就是世人皆知的畫家凡高。

我在美國住了若干年，潛心研究藝術，驚奇地發(fā)現，西方人對于凡高投注了特別多的注意，多到似乎過份。我們都知道凡高是一個優(yōu)秀畫家，但西方藝術史中優(yōu)秀畫家很多很多，但幾乎沒有一個畫家像凡高那樣反復地被書寫，反復地被拍攝成電影廣為流傳。據初步統(tǒng)計，西方為凡高拍攝的故事片有十二部之多，其中美國至少拍了有七八部， 最早關于凡高的影片拍攝于1948年，出了法語和英語兩個版本，最新的一部是美國演員Alexander Barnett自編自導自演的“凡高之眼”，拍攝于2005年。

西方人為什么會對凡高流露出如此巨大的熱情呢?那是因為，在凡高的命運里有一種讓人不安的東西：一個真正有才華的藝術家沒有得到社會的公正對待。他在當畫家十年中，畫了700多幅作品，只賣出去一幅，即使拿畫送人，也只是被鄙夷到拿去堵雞窩的門，或者掛在后院的樹上被人當練習飛鏢的靶子…… 若無他弟弟接濟，他就會完全衣食無著。實際上，即使有他弟弟接濟，他也活得相當委屈，沒有人理解，沒有人叫好，沒有人注意，甚至還被人看成傻瓜和瘋子，他徹底地孤獨，徹底地被整個社會輕視。最后他委屈地死了，卻為我們留下了如此燦爛的畫作。念及于此，整個社會都覺得對不起他。顯然的，他這個生命體供人反省的價值特別大，發(fā)人深思的純度特別高：一個牛心左性的人，一個勇于立異的畫家，尤其是，一個真正熱愛生命，并肯燃燒自己生命的人，卻一直被社會人群不見容，不看好，這是怎么弄的?西方人一次次拍攝他的人生故事，等于是一次次反省，一次次地對人群大眾說：看啊，這樣一個藝術家，竟然那樣被對待，那么死去，我們究竟是怎么了?也就是說，西方人根本是在用電影，用傳記在一次次向這個藝術家懺悔致歉，一次次擊打觀眾和讀者的良知覺性：好好地睜開眼睛罷，人之為人應該認識什么是價值，而且要懂得珍惜這樣的價值，踐踏這樣的價值是有愧的，有罪的。在這樣的反省中，西方人全體上下因此特別在意這個藝術家的悲劇，他們太在意了。他們在意到什么程度呢?

1999年在洛杉磯美術館辦了一個凡高個展，美術館沒有想到，觀眾像潮水般地涌去，美術館門前的街上人頭洶涌，汽車淤塞，不知就里的人會以為洛杉磯再度發(fā)生街頭暴亂。買當場票根本是免談， 就是事先定好的票，也要在指定的時段內去，去了之后，還要再排上個把小時的隊才輪得到進門。觀眾們都十分耐心地身貼著身，頂著加州著名的驕陽，在身穿制服腰索寬皮帶的警衛(wèi)把守下，在臨時用線攔起來的指定空地上長蛇般排開，逶迤挪動，渴望去瞻仰那個命運坎坷的藝術家留下的東西。藝術成就遠高出凡高的畢加索，就絕得不到這樣的禮遇和公眾的強烈反響。 因為畢加索活得很舒服，生前名利雙收，這個世界沒有對不起他。所以，畢加索在洛杉磯美術館的個展，觀眾反映平靜，沒有人為畢加索的藝術瘋狂。但對凡高，美國男女老少各色觀眾在他的畫前熱淚橫流，追悔痛心，心潮澎湃，思緒無限……由于參觀凡高畫展的人數實在太多了，洛杉磯美術館只好采取應急措施，在最后三天讓美術館24小時開放，這在美術館的歷史記錄中前所未有。

如今凡高的畫價越是一路飆升，西方越是反省得兇。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得，后世耀眼的榮譽，驚人的畫價就可以補償這顆一度委屈的靈魂。再進一步說，他們這么做甚至都不是為安慰凡高的亡靈，倒是更加為救贖洗滌自己的靈魂。凡高名氣越大，這種救贖和洗滌就更加有效。凡高已經被他們西方人做成了重新審視生命，凈化心靈的永久話題。

就是因為這樣不停地反省，造成了西方人對于文化藝術的格外尊重，格外的寬容放開;當然更造成了對于每一個個體人格的格外尊重，格外容納異端，因為他們絕不想讓凡高的悲劇在自己的社會中重演，那不僅是“暴殄天物”，而且是極端可恥，他們決不讓自己再丟這個臉。

這應該就是“海鷗教授”個人奇遇之產生的社會土壤，美國的文化熏陶，良知培育，在在都推動著人心向寬容，理解，尊重，關愛的方向發(fā)展。沒有這個寬廣的人文基礎，“海鷗教授”只配永遠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永無出頭之日，如垃圾，如蟲豸，如螻蟻，消失于無聲無息。行文至此，讀者大概可以同意，在一個社會國家中發(fā)生的所有所謂偶然事件，沒有一件是偶然的，所有的偶然都有其必然作鋪墊。

這點感慨到這里原該發(fā)完了，可是聯想到另一件事，因此還有些話要說。記得在2008年7月30日，偶然在新華網上看到一條滾動新聞：“歷史上的今天：荷蘭著名畫家凡高自殺身亡?！边@個細節(jié)曾讓我欣慰，中國現在真是努力跟國際接軌了，一個外國畫家的忌日，我們中國人居然樂意給他在網上發(fā)一條消息，體現了我們中國人有教養(yǎng)，懂藝術，知道尊重藝術家，哪怕他是外國藝術家，一樣要尊重，這真是又得體，又風雅。

于是，我好奇想知道，我們中國對于中國本土的藝術家也能一樣尊重嗎，或者說，我們中國對于我們歷史上悲劇性的藝術家也一樣愿意拿來反省嗎?于是，我在網上輸入“潘天壽”，因為，潘天壽是中國現代畫家中最為悲劇性的人物：成就極大，卻遭遇極慘，在文革中摧殘至死，中國人有沒有拿他來對自己的良知作一點反省呢?結果，我在網上看到的是一連串閃光耀眼的消息：“潘天壽畫作頻創(chuàng)天價”，“潘天壽價值百萬畫作神密露面”，“北京神密買家浙江奪寶，潘天壽力作成囊中之物”，網上斷不會在醒目的地方公布這樣的消息：“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潘天壽被關進牛棚監(jiān)禁達三年之久。 1969年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廠勞動。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后即臥床不起，送醫(yī)院治療屢遭拒絕，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壽在冷寂黑暗中長辭人世。”

這就叫人詫異了：凡高的命運是個悲劇不假，可是若拿來和我們中國藝術家潘天壽相比，凡高死亡的悲劇強度遠不及他，藝術上達到的成就也未見得超得過他。不錯，凡高身前從沒有象潘天壽那樣被認可過，畫到死也一直汲汲無名，簡直要活不下去，著實可憐得緊?？墒俏覀兝潇o一想，這樣一個當時的無名畫家，被社會冷落，倒沒有顯得這個社會特別沒有良知，因為社會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冷落著所有的無名鼠輩。不然，你叫社會怎么辦?讓每個人成名五分鐘?反而是我們中國畫家潘天壽，一個已經被社會認可的大畫家，甚至是被國際認可的大藝術家(他是受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中的唯一中國藝術家)，再看畫史上對他的評價：

“中國畫，自唐人物山水花鳥畫分科后，經五代之徐(熙)黃(筌)二體之變，到宋徽宗(趙傳)，工筆花鳥達到第一個高峰，明代陳淳(白陽)、徐謂(青藤)寫意花鳥興起，經歷了三百年，達到第二個高峰，出現了八大山人。后派系林立，斗艷爭妍，又經歷了三百年，出現了第三個高峰--潘天壽。其中雖有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大家，但都是走青藤、白陽的老路，而潘天壽奇才，風格穎突，無人可匹敵，領一代風騷。”(參見《中國花鳥畫發(fā)展史》)瞧，就是這樣一個體現中國藝術高峰的藝術家，社會卻能活活地整死了他。這種例子，在西方的藝術史上，我們從來從來從來沒有看到過。

再有，凡高的死，主要是他自己想不開，他太性急了些。他貧困不假， 他弟弟對他嘆苦經不假，可是每月50法郎的生活費沒少給過他一次，他并沒有餓飯，他完全活得下去的。他自殺那年才37歲，他只需再“挺”個二十年，挺到五十七歲--根本還不能算老，鮮花和掌聲就會向他潮水般涌來。可是他缺少耐心，一使性子就尋了死。整個事情如此而已。

可是我們的潘天壽，比他難多了!囚禁牛棚的三年中，無休止批斗的非人待遇--我們簡直不忍心再去觸碰那些令人心碎的細節(jié)，而且他是個年過70的老人啊!然而，他置身在那樣無涯的黑暗與委屈中，也沒有輕生棄世，還自我鼓勵著“莫嫌籠狹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钡?，縱然有這樣的胸襟，有這樣的自勵，社會卻不肯給他生存的空間，一寸一厘都不給。他病重，醫(yī)院不肯收他，他垂危，醫(yī)生不肯去看他，直逼到他在我們這個空間里消失才罷休。

這樣的悲劇命運，荷蘭畫家凡高如何可比?我們甚至不難設想，紅頭發(fā)急脾氣的荷蘭人凡高，放進中國潘天壽的處境里，他有可能自殺多少次!可是，活該凡高命好，偏巧是個洋人，他個人悲劇在西方社會中被一再講述重現、追憶反省不算，在我們中國居然也能得到在網上發(fā)消息紀念他的忌日待遇。到了這一年的9月5號，我們會指望能在同樣的位置看到：“歷史上的今天：中國著名畫家潘天壽逝世”的消息嗎?

鑒于上述感想，我寫了篇關于反省潘天壽的文字，送到一家體面刊物，編輯看了皺眉笑道：現在你還來寫潘天壽?你怎么現在還想到寫潘天壽?!

當時，我沒有爭辯，走了出來，心里想著：凡高死了多久了?1890年;潘天壽呢?1971年……

現在我則想，“海鷗教授”若出生在中國試試……不過，我諒他沒有這個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