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方面多次強調(diào)，“啟蒙的藝術”展覽籌備時間之長前所未見——從2004年5月德累斯頓國家博物館總館長馬丁·羅特開始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接觸到今年4月1日展覽開幕，整整7年。然而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羅特本人則把故事的發(fā)生追溯到9年前。

2002年4月中旬，羅特就任館長剛剛幾個星期，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并參觀德累斯頓博物館?！霸L問團一行三百多人，人人輕松活潑，只有江主席表情嚴肅，一個半小時之內(nèi)一言不發(fā)。當時我心想，作為東道主我應該說點什么，我說錯了也不會失去什么。于是我說，閣下，這段時間是否非常美妙?中德兩國博物館是否可以就此開始合作?萬萬沒想到，翻譯還沒說話江澤民就笑著用德語回答‘好主意’，這時我才知道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

從此羅特每年至少來中國五六次，“他不知道我的蹤跡時，就會想我一定是去了中國?！绷_特指著身邊的助手說。



國博開幕為什么選擇德國?

羅特上任后發(fā)現(xiàn)，盡管東、西德統(tǒng)一十多年了，原屬東德的德累斯頓博物館依然落后——前任女館長把自己的電子郵箱打印下來發(fā)給員工，一位司機拿著紙條開車出門，最后報告說找不到這個郵箱的地址。這種狀況反倒讓羅特更加興奮，因為“每天都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近十幾年來中國改變了世界，那么，中國的參與也應該能改變德累斯頓博物館，這就是羅特頻繁前來中國的原因。

在“啟蒙的藝術”之前，羅特已經(jīng)張羅了幾個與中國合作的展覽項目。第一個項目是2008年3月的“中國人本”，把中國攝影作品拿到德累斯頓;第二個項目是“靈動的風景”，把德國繪畫帶進中國美術館;第三個項目是與故宮博物院合作，把清宮文物和德國薩克森選帝侯王宮文物組合起來，作為2008德累斯頓“中國年”的壓軸展覽。2010年，羅特把德累斯頓博物館附屬綠穹珍寶館的25件奇珍異寶帶進上海世博會，與故宮文物交相輝映，這種展出形式背后的規(guī)格暗喻使他“倍感自豪”。

然而與“啟蒙的藝術”相比，上述幾項合作就相形見絀了。“啟蒙的藝術”展品579件，展期長達一年，是中德之間最大的合作展覽項目，也是德國三大館迄今為止最大的合作項目。如果把羅特之前促成的項目視為“啟蒙的藝術”的預熱，似乎也并不為過。

談及“啟蒙的藝術”的規(guī)格，羅特和其他兩位德國館長——柏林國家博物館總館長米查爾·艾森豪威爾、慕尼黑巴伐利亞國家繪畫收藏館總館長克勞斯·施恩克——口徑一致，如同拷貝：無論從哪方面講，“啟蒙的藝術”都堪稱世界頂級文化交流合作項目。

從主辦方實力來講，中國國家博物館自不待言，是中國老大;德累斯頓國家博物館始建于1560年，藏品三百多萬件，在德國資格最老;柏林國家博物館藏品五百多萬件，在德國最大;巴伐利亞國家繪畫收藏館藏畫三萬多件，是德國最著名的美術博物館。

從贊助方來講，德國麥卡托基金會是歐洲第一家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私人基金會，他們?yōu)椤皢⒚傻乃囆g”附設論壇“啟蒙之對話”拿出了一百五十多萬歐元;展品承運者是漢莎航空，德國最大的航空公司……“寶馬和大眾的標志同時出現(xiàn)在一張邀請函上，這大概是史無前例的?！绷_特對記者說。

頂級的文化合作，頂級的經(jīng)濟支持，無不來源于頂級的政府助力——2007年5月，中德主辦方在人民大會堂簽署“館際合作協(xié)議”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德國總統(tǒng)克勒出席了簽字儀式。2009年1月，中德主辦單位于柏林聯(lián)邦總理府簽署了“展覽合作協(xié)議”，中國總理溫家寶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了簽字儀式。2010年7月，默克爾訪華之際兩國約定，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德國總統(tǒng)伍爾夫將擔任“啟蒙的藝術”展覽的監(jiān)護人。

在“啟蒙的藝術”展覽開幕新聞發(fā)布會上，中方策展人陳煜回答“國博開幕展為什么選擇德國”時僅用了8個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外記者會心一笑，答案其實可以更簡潔，“一言難盡”就很恰當。

“啟蒙的藝術”順延至當代

德國的這個展覽定名為“啟蒙的藝術”，藝術史上有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義、現(xiàn)代流，確實沒有“啟蒙派”，更沒有“啟蒙的藝術”的概念。但無論哪個派，都不如“啟蒙”符合三點共識。中國中小學生對“啟蒙”這個詞都耳熟能詳，但多數(shù)人都將其視為文學運動，很少有人知道歐洲啟蒙思想在藝術上的反映。

艾森豪威爾說，當初兩國主辦方討論主題時有三點共識：必須是典型的歐洲主題;不能從其他博物館租借展品;必須能引起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啊畣⒚傻乃囆g’的展品是按照啟蒙思想主題挑選出來的，不能單純地視為藝術展覽或歷史展覽。”艾森豪威爾說。

羅特的解釋更直接——我們不想把東西拿過來放一放，展完走人，而是期望本次展覽能引發(fā)更加深入的交流與碰撞。最初中德雙方曾討論以中德歷史上的文化交流為主題布展，你向我學習了什么，我向你學習了什么，諸如此類，后來覺得過于俗套，缺乏思考余地。“忽然有一天我們想到，中國和歐洲歷史上都曾發(fā)生過啟蒙運動，這個主題肯定能引發(fā)討論?！绷_特說。至于是誰想出這個主意，羅特的回答是，大家一起慢慢磨合出來的。

如今在展廳過道中還能看出當初主題討論的痕跡——策展人分別摘引了德國數(shù)學家萊布尼茨和中國明代文人馮應京的一段話，將其寫在墻壁上，意思都是對方的文明值得尊重，值得學習。

展品挑選過程中，中方曾提出把印象派創(chuàng)始人、法國畫家莫奈的作品運來參展，德方認為他和啟蒙運動沒什么關系，此事作罷。中方堅持要一些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德方開始不贊成，中方亮出了自己的理由——啟蒙運動使藝術家得以獨立生存，自由的藝術精神才一直延續(xù)至今。這個理由說服了德方，于是，約瑟夫·博伊斯、安迪·沃霍爾等當代藝術大師的作品出現(xiàn)在了新國博的展廳之中。

生活在啟蒙的古老時代

艾森豪威爾說，啟蒙運動始終在追問，人何以成為人?！皢⒚傻乃囆g”展覽9個部分、579件展品，全部圍繞這一追問展開。戈特利布·?？说漠嬜鳌逗Ｒ蛉鹂恕さ?nèi)克肖像》之所以被噴繪成本次展覽的主題背景畫，就是因為這幅作品啟蒙特色鮮明。畫中的年輕女人丹內(nèi)克姿態(tài)松弛，坐在戶外的凳子上。這幅畫誕生于1802年，德國文學啟蒙運動晚期。

啟蒙運動之前，歐洲藝術家依靠權貴豢養(yǎng)才能生存，繪制肖像也是權貴的專利，普通市民沒有機會，也想不到把自己畫下來掛在墻上?！斑@幅肖像表現(xiàn)出了啟蒙運動之前不被尊重的價值?！卑劳柛嬖V南方周末記者，丹內(nèi)克是位普通市民，還有自己的職業(yè)，是位雕塑家。因為啟蒙思想的熏陶，她渾身洋溢著自信與自由的氣息，紅藍白三色服飾，象征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旗幟;手里的三種不同野花，象征著她對丈夫的愛。她以自然的姿勢坐在自然的風景之中，象征著開放的心靈。她本人沒有名垂青史的成就，但她的肖像使她流芳千古。

丹內(nèi)克肖像與展覽第一部分“生活在啟蒙時代”中的貴族肖像反差鮮明——貴族們一概目光犀利，姿態(tài)莊嚴，背景模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擺拍”。兩相比照，讓人不由得想起那個著名的歐洲笑話的起源，獨眼瘸腿的國王要一幅好看而且誠實的肖像，畫師只好把他畫成腳踩巨石，張弓搭箭的樣子。

在那個時代，有機會出現(xiàn)在畫作中的市民只能是圍觀者，他們黑壓壓地擁擠在街道上，看著貴族的馬隊耀武揚威地走過。中國古畫中權貴的個頭兒往往比周圍人大一圈，看來當年歐洲貴族與中國古代貴族是心心相印的。

在這里還能看到當年貴族的服飾，帶裙撐的拖尾長裙，花飾精細繁瑣的男裝。與丹內(nèi)克的服裝相比，這些衣服顯然不適合工作，洗滌起來更加費勁。今天很少有人像當年那樣仇視貴族，但當年，一個不稼不穡整天拖著裙子走來走去的特權人士，也確實不怎么招人待見，當時德國的啟蒙人士之所以奮起就有這種情緒在起作用。

對德國啟蒙時代最偉大的文化英雄歌德，羅特的評價是“具有和諧的美感”，但他本人則對席勒情有獨鐘。私人原因是席勒的父親和姐姐就埋葬在他生長的村莊，學術原因則是席勒終身都在戰(zhàn)斗，“和一切戰(zhàn)斗，包括他自己”。

在席勒等啟蒙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市民階層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藝術作品中他們也從圍觀者變成了主人公，誕生于1808年的油畫《畫室景象》表現(xiàn)的就是這樣的情景。艾森豪威爾這樣解讀這幅畫作的精神內(nèi)涵——女人以藝術為職業(yè)已經(jīng)得到社會的認同，但大家仍然感覺新鮮，畫作中一位女畫家在工作，聚集到畫室的其他藝術家則借機討論人的解放，間或傳播小道消息。

展品中有一張可以用蓋子罩住桌面的桌子，廣州黃埔軍校遺址蔣介石辦公室里也有這樣一張桌子。這件古舊家具與啟蒙運動的關系何在?“啟蒙時代，隱私權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張桌子就是證據(jù)?！卑劳栒f。

個體解放之后，科學大放異彩。在“知識的新視野”部分，望遠鏡、行星儀等文物實物頗為引人注目，這些物件曾經(jīng)是時尚的標志。如果沒看到真空泵，今天的人們確實難以想象，二百多年前人們曾對氣壓的作用感到十分新鮮，證據(jù)是把小動物放進玻璃罩中，抽掉空氣它就活不下去了。

人們開始重新思索人與自然的關系。三位館長一致推薦誕生于1807年的一幅油畫，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的《易北河谷風光》。羅特欣賞這幅畫的浪漫氣質與嚴謹構圖，工業(yè)時代已經(jīng)起步，但畫中沒有任何喧囂的痕跡。艾森豪威爾的解釋是，畫中的云杉沒有雕琢痕跡，完全是對大自然的寫實。在那個時代樹也是人的象征，就像易北河谷中的云杉一樣，人也應該自由生長。

南方周末記者提起清代詩人龔自珍的文章《病梅館記》，艾森豪威爾說，這幅畫配上你說的中國文章，這就是啟蒙。

歐洲文學評論家嘲諷某部文學作品過于多愁善感時，常戲稱作者為“18世紀作家”。在“愛與情感”部分，可以看到這種嘲諷的緣由。啟蒙時代，人們掙脫了“愛上帝須勝于愛父母”等違背人性的信仰枷鎖，表現(xiàn)親情、愛情、友情的文學藝術作品風行一時。感情被提升到與理性并列的位置，不傷害他人感情成為公認的教養(yǎng)。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施恩克就充分展現(xiàn)了這種風范。他說德國有6000家博物館，德國人口8200萬，每年博物館參觀人次則達到了一億。記者說，中國一年中6個人里才有1人參觀1次博物館，坦白說，您會不會瞧不起從來不去博物館的人?施恩克博士說，我尊重別人的選擇，只是替他惋惜。

啟蒙少不了“黑暗面”

正如歌德學院院長阿克曼所言，這次展覽不試圖教育觀眾說，啟蒙是個好東西，而是客觀展示啟蒙的方方面面。

在“黑暗面”這部分，西班牙巨匠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繪畫作品飄散著噩夢般的幻覺和壓抑。這位畫家既不滿宗教裁判所的愚昧殘暴，又反感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血雨腥風。啟蒙運動掀起的對未來的狂喜與憧憬，在他的作品中完全沒有體現(xiàn)。

歌德的詩句有如讖語，打在國博的墻壁上，大意是，光明來自黑暗，最終卻要反噬黑暗母親。放在中國語境中，這首詩簡直就是道家陰陽論的一個德國翻版。

歐洲的啟蒙時代之后，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諸多古老國家開始在“先進文明”帶來的苦難中煎熬。隨后歐洲人也不得不品嘗“進步”釀就的苦酒，一戰(zhàn)、二戰(zhàn)，奧地利籍猶太作家茨威格逃出了納粹之手，卻無法承受希望的破滅，在遺作《昨日的世界》中，他愁腸百轉地寫道，曾經(jīng)以為歐洲人已經(jīng)完成啟蒙，人類社會從此一片坦途。沒想到，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空前的屠殺恰好發(fā)生在歐洲。

羅特說，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近現(xiàn)代各種狂暴的社會政治試驗，其思想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不僅如此，啟蒙運動還使人類產(chǎn)生了戰(zhàn)勝自然的沖動，日本地震以及隨后發(fā)生的核災難，就是一個例證。

日本地震把德國人嚇了一跳，巴伐州大選，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黨下臺，反對核電的綠黨大獲全勝。趕來中國參展的三位館長也吃驚不小，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國博工作人員檢查懸掛展品的鋼纜和掛件。

此情此景之下，德國當代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的作品就顯得特別切題。博伊斯是德國綠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藝術作品也都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

博伊斯出生于一個傳統(tǒng)的基督教家庭，但作為藝術家，他認為教會也是一種政治權力，必須尋找一種與之抗衡的辦法。

展廳內(nèi)一臺電視，循環(huán)播放著1974年博伊斯惟一一次美國之行產(chǎn)生的行為觀念藝術作品“我愛美國，美國愛我”。他飛到美國，剛下飛機就裹上毯子，被救護車送到一家畫廊，在那里他與一只美洲郊狼共同生活了一個星期，事后博伊斯解釋：“我眼里只有郊狼，我一直在自我鼓勵，自我保護，我只看狼不看美國?！?br/>
與其說博伊斯對美國有意見，倒不如說他對進步帶來的困境心懷警覺，而當時美國恰好被視為最正宗的“進步專家”。對于這件作品，德方的解釋是，博伊斯試圖在古老的巫術中為沉溺于進步的人類尋找另外一種可能。

他的另一件作品似乎也在表達這樣的思想，那是一只以檸檬為電源的燈泡。燈泡帶來了光明，照亮了世界，與此同時又壓榨著檸檬的生命，損耗著檸檬的活力。啟蒙帶來的當代世界，難道不就是這只檸檬燈泡嗎?

陳煜偏愛“陰暗面”這個主題：“很少有展覽從這個角度審視如此偉大的文化和思想運動。”但從展品來講，他更喜歡中方挑選的作為整個展覽結尾的作品：伏爾泰持燈的剪影。伏爾泰手里的燈照亮了前進的道路。但整個剪影是黑色的，如果只有光明沒有黑暗，也就沒有這幅畫了。

中國元素介入啟蒙

中國元素也不少。景德鎮(zhèn)燒坯，荷蘭繪制紋樣的青花瓷;留著長辮子，披枷帶鎖的機械偶;畫作中的中國港口等等，不一而足。

啟蒙時代初期，對歐洲人來講中國曾是一個遙遠的想象，歐洲作家曾慷慨地賦予中國人無數(shù)我們羞于默認的美德。儒學的人本精神，科舉的學而優(yōu)則仕，曾有效地撼動了歐洲傳統(tǒng)貴族的政治特權。

然而本次展覽中的中國元素不太能夠傳達這種濃厚的理想主義氣息，相反，更多的是大航海時代的異域情調(diào)，新奇的遠方，古老而怪異的人們。

原因是這樣的——短暫的憧憬之后，歐洲知識分子意識到，把夢想完全留給別人，就會喪失自己的根，根沒了，魂也就丟了。在“歷史的誕生”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啟蒙時代歐洲人開始回溯自身的歷史，藝術品中反復古希臘、羅馬甚至埃及的歷史題材。

從那時起，考古學逐漸興盛起來，歷史學也因此更加強調(diào)實證。當時的德國尚未統(tǒng)一，諸侯爭霸有如春秋戰(zhàn)國。為了把對手比下去，諸侯們開始競相樹立本國的文化象征物，有的比奢華，有的比文明，公共博物館就此誕生。

1870年德國正式統(tǒng)一，但此前諸侯國的博物館已經(jīng)存在了很多年，藏品也以本地區(qū)歷史文化為線索征集而來。二戰(zhàn)后，德國實行聯(lián)邦制，各州擁有獨立的文化管理權，所以德國沒有類似于國博、大英博物館這類中央博物館。主辦方3家德國博物館名號前面的“國家”二字，準確地說應該叫“國立”。艾森豪威爾認為，德國的博物館制度非常復雜，不過這是好事，正是這種分散和復雜，促成了德國博物館的多樣性。

最顯眼的中國元素展品，當屬乾隆時代的《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銅版畫原版。

18世紀中期，歐洲啟蒙運動方興未艾之時，中國的封建制度也臻于鼎盛。乾隆平定新疆之后，命外國傳教士郎世寧、王致誠等人制作銅版畫以資紀念。這套16幅銅版畫包括作戰(zhàn)、受降、部眾載道歡迎等場面，圖稿在中國完成后，送往法國巴黎制作成銅版畫，整個過程歷時11年。

19世紀末，西方憑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洋教與殖民者糾纏在一起，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義和團奮起抗爭卻又不得其法，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銅版畫原版被侵略軍掠去，目前收藏在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

無論如何，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啟蒙的藝術”就是明證。羅特說，經(jīng)營了10年的項目，展覽只是一個高潮，更重要的是由此引發(fā)的碰撞與交流。麥卡托基金會資助的論壇“啟蒙之對話”能否激起一些不一樣的浪花?或許能吧。(鳴謝安琪與劉風提供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