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建立后，經歷了明成祖的“靖難”和短暫的“仁宣之治”，國家逐漸進入正常的發(fā)展軌道。盡管“土木之變”中，50萬明軍土崩瓦解，英宗被俘，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損傷明朝的元氣，恰恰相反，明朝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漸進入到多元化社會。當時的多元化社會特征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價值觀念諸方面都有所體現(xiàn)，如社會價值標準由單一的官本位向仕途、財富、精神文化多元標準演變；北京集政治、經濟、文化多元中心于一體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zhàn)，蘇州——南京上升為新的文化中心，蘇州、松江等成為大的經濟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相互依托，與政治中心分庭抗禮；由政府意志主導社會思潮，演變成思想家、文學家、在野“清流”派的思想及小說戲劇所表現(xiàn)的價值觀構成多元化的社會思潮等等。

　　多元化社會的形成本應是時代進步的表現(xiàn)。但在中國歷史上，與多元化社會共生的，總是因財富積累而導致貧富不均、因國家承平而導致因循守舊、因自由過度而導致規(guī)矩喪失、因社會開放而導致渙散動蕩，以及國家主導作用的日漸缺失和對外防御能力的急劇下降。中國歷史上大凡有一定規(guī)模并且持續(xù)相當時間的朝代，大抵上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演繹著這個樂極生悲的故事。由于統(tǒng)治時期相對較長，使得明朝將這個故事演繹得更為充分，因而也更具有典型意義。

　　如果把明朝作為一個個案，那么，這個個案向我們顯示的是：不是通過改朝換代，而是在一個政府的統(tǒng)治下，社會多元化和社會的轉型是如何在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推動下，在與政治權力相互作用下自發(fā)地產生的，而在這個社會多元化的過程中，國家主導作用又是如何逐漸弱化并最終缺失，致使社會多元化沒有能夠使明代社會轉型到更高的發(fā)展階段，卻導致了社會渙散和國家敗亡，等等。

　　二

　　明代從洪武至正統(tǒng)時期(1368—1449)，雖然也有過“小陽春”，但大抵上屬嚴峻冷酷的時期。經過元末長時間的全國性戰(zhàn)爭，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經濟需要復蘇，社會需要穩(wěn)定，國家權力強勢控制社會。在此期間，曾經發(fā)生過明太祖嚴懲貪官、濫殺功臣，打擊不肯合作的文人；也發(fā)生過明英宗時期對小說、戲曲的禁止。這一時期，科舉作為唯一進入仕途的道路，使得“仕途”成為民眾公認的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標準。這也可以說是明朝君主集權制國家建立后，民眾對明政權認同的重要標志。

　　正統(tǒng)至成化時期(1436—1487)，嚴峻冷酷的政治氣氛開始淡化。隨著社會經濟的漸次復蘇，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城市趨向繁榮，人們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欲變得強烈起來，國家權力對民眾的控制也開始松懈。于是出現(xiàn)了第二種價值標準：財富。誰能夠看準時機發(fā)財，那也是本事，棄學經商開始大量出現(xiàn)。這種價值標準的發(fā)生及被社會逐漸認同，成為明代社會經濟發(fā)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推動下，徽商、晉商、江右商等“十大商幫”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躍起來，并影響中國五百年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當國家財政和國家救濟發(fā)生困難時，明朝政府向“富人”尋求幫助，并授予“義民”、“冠帶榮身”等榮譽稱號，以及給予國子監(jiān)的入學資格作為獎勵或交換，這既可以視為國家承認私人財產合法化的標志，也可視為社會財富得到國家和社會認可的重要契機。

　　成化至正德時期(1465—1521)，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文化消費需求逐漸加強，人們對精神上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于是，第三種價值體系開始出現(xiàn)，即“文化”。不少讀書人通過詩文、書畫、民歌時曲、通俗小說，不少能工巧匠、名醫(yī)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輿、占卜、房中術等術數(shù)的人們，通過技藝獲得社會地位、政治身份或經濟收益。而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產生的“傳奉官”，弘治、正德、嘉靖年間產生的“山人”，成為顯示這一社會價值標準的典型現(xiàn)象(參見拙稿：《“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山人”與晚明政局》，分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在仕途、財富、文化依次成為社會價值體系的同時，北京、蘇松杭嘉湖及其周邊地區(qū)，依次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明代的多元化社會開始形成。這可以說是明代建國100年前后所發(fā)生的多元化社會進程的基本狀況。

　　三

　　但是，問題也隨之產生。

　　其一，三重價值標準相繼出現(xiàn)的過程，也是三重價值體系相互滲透的過程。國家權力的控制者開始積極尋求社會財富、尋求文化地位，社會財富的控制者也積極尋求國家權力的傾斜和保護、尋求文化地位，文化產品的創(chuàng)造者同樣在謀求政治權力、謀求社會財富。社會的多元化侵蝕著傳統(tǒng)道德的底線。王守仁倡導的“問道德者不計功名，問功名者不計利祿”，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提出的藥方，但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呼應；明朝政府幾乎沒有任何針對性的防范制度及治理措施，更沒有建立起各種社會角色保持相對獨立性的體制。這成為明代多元化社會重復歷代所發(fā)生的故事、偏離正常軌道的開端。而此時的王門學者及后來的東林黨人，也沒有承擔起道德實踐者的責任。本來，宗教徒應該是道德的傳播者和實踐者。但至明代，佛教早已世俗化，“花和尚”成為文學作品嘲笑的對象，而道教則從來就沒有把普渡眾生作為自己的使命。

　　其二，明朝以農業(yè)為立國之本，嚴重忽略漁業(yè)、牧業(yè)特別是海上貿易和西北邊貿，并將食鹽、礦產作為國家的控制資源。東南“禁?！?，西北“禁茶”，內地“禁礦”、“禁鹽”，成為明朝的基本經濟政策，其結果，既阻礙了明代外貿的發(fā)展、隔絕了與海外的聯(lián)系，也切斷了可能得到的財源，國家財政陷入困境。與此同時，商人和實權派官員、吏員卻在這場經濟游戲中謀求利益，貧富差距擴大。一方面是社會多元化和經濟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皇帝從成化開始大抵不接見大臣、不對重大決策承擔責任，拘于傳統(tǒng)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們只能在“不爭論”中微調。于是，一方面是財源的繼續(xù)流失，另一方面是傳統(tǒng)的農業(yè)稅難以建立起國家救助體系、國家安全體系。明朝與其說是亡于農民起義、亡于清朝的入主，倒不如說亡于長期無法解決的財政困難。

　　其三，國家對多元化社會和社會轉型的應對態(tài)勢，決定于政策決定者的立場、理念和對時局的認識，并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明朝的國家決策主要依靠科舉出身的文官集團，同時，明朝也是繼兩宋之后又一個以漢族官員為基本構成的朝代。這就造成了明朝決策集團和執(zhí)行集團成份和理念的單一化，來自于傳統(tǒng)農業(yè)地區(qū)的官員成為主體，來自江南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的官員越來越多地掌握著話語權。由他們構成的明朝決策層難以制定出保護發(fā)展海外貿易、邊境貿易、礦業(yè)生產及靈活的國家財政政策，也無法制定出對非農業(yè)區(qū)、邊疆地區(qū)、海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保護政策。當經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為爭得更多的政治、經濟份額歡欣鼓舞時，經濟文化欠發(fā)達地區(qū)卻在悄然改變國家最終命運。

　　其四，社會的多元化推動著社會輿論的多元化，國家的輿論引導機制難以建立，政府的影響力日漸消退。成化、弘治以后，也就是隨著文化成為社會價值標準，思想家、文學家，以及小說、戲曲、歌謠等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逐漸成為社會輿論的主要力量和形式，并引導著社會思潮。但是，他們是可以不對后果承擔責任的。顧憲成和王錫爵關于“廟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討論，集中反映了在多元化形成過程中出現(xiàn)的“國家認同”危機。除了動用暴力，明朝政府對來自多元化輿論的挑戰(zhàn)完全沒有應對辦法，直接導致了信任危機和社會渙散。

　　明代多元化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和教訓給后世提供了有益借鑒。多元化社會的形成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社會轉型的重要表現(xiàn)和推動力量。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必須因勢利導、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執(zhí)政主體結構、修正各項經濟政策、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輿論引導機制，成為正確引導和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主導力量。當然，前人只是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教訓、展示了他們的努力，而關注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則需要歷史和現(xiàn)實的雙重眼光。

　　方志遠（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