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施議對編纂)全面系統(tǒng)地對饒宗頤學藝世界作一概括描述，既展示饒宗頤在史學、文學、經(jīng)學乃至甲骨學、秦簡學、敦煌學諸多領域的獨特見解及建樹，又呈現(xiàn)饒宗頤于詩、詞、文、賦及書法、繪畫、琴藝諸多方面的風貌及成就；且于宇宙觀、神學觀、藝術觀以及對世界萬物的認識論上，作深入探索及討論。

　　王國維專論人間，困在人間，永遠未能打開心中之死結(jié)。

　　施議對：去年9月份到天水，參加“中國杜甫研究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我提及先生所論述的問題，與會專家、學者都非常重視。


　　饒宗頤：他們不了解，把杜甫當尋常人看待。其實，所謂憂國憂民，屬于社會性，只是表層意義，都是凡間的事；而杜甫所思考的并不止于此。即：杜甫詩中有理學。因為在夔州三年，杜甫什么事都沒做，只是思考。即靜下來，逐漸體會，才能悟得現(xiàn)實世界之理及詩中之理。宋人黃山谷已多少了解到這一情形，因為其懂得理。所以，我認為杜甫夔州以后的詩，特別重要。

　　施議對：先生在耶魯大學也有三個月時間。此三個月時間，曾較為專注地思考詞學問題，遍和清真詞，尤其是嘗試創(chuàng)作形上詞。就思想淵源及歷史淵源看，幫助悟得這個理，并且達致超越境界的，究竟是佛還是道？

　　饒宗頤：佛與道都有，特別是還有莊子。思維一步一步深入，是有層次的。一個人，不能光是生活。要不然，就失去“靈”。“靈”就是高級的思維。要靜得下，才悟得到。

　　施議對：看起來，創(chuàng)造形上詞，除了借鑒西方哲思以外，主要依據(jù)，當還是中國原有的說理詩。

　　饒宗頤：詩里頭比較方便說理。即如日本的俳句，一句話也可以說理。這是精粹的語言。既經(jīng)過錘煉，也是各種覺悟的體現(xiàn)。

　　施議對：先生所創(chuàng)三種境界，是否也可用三句話加以體現(xiàn)？“漫芳菲獨賞，覓歡何極?！边@是第一種境界。表示上下求索，與先生寫詩、做學問過程，都可溝通起來。這就是詩人之境界。

　　饒宗頤：日本人以為，詩人都有孤獨感，所以獨賞芳菲。同時，正因為孤獨，則更加求索(尋覓)。不在孤獨里思考、感悟，就創(chuàng)造不出這種境界來。

　　施議對：還有，“看夕陽西斜，林隙照人更綠”。這是第二種境界。所謂“日愈西下，則其影愈大”，同樣包含著做人的準則。即：盡管并非赫赫如中天之日，卻仍然有其光輝。這也是很難得的。

　　饒宗頤：不錯。你把握得很好，正是這一用意。所謂更綠，就是更加美好。

　　施議對：但是，有些人似未必愿意進入這一境界。

　　饒宗頤：因為他們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經(jīng)不起孤獨寂寞，又不肯讓光彩受掩蓋；只是注重外面的風光，而不注重內(nèi)在修養(yǎng)。他們看不見林隙間的“綠”。其實，越想暴露光彩，越是沒有光彩。

　　施議對：第三種境界，同樣可用“紅蔫尚佇，有浩蕩光風相候”加以體現(xiàn)。乃以為，永遠有一個美好明天相等候。因此，沒有煩惱，身心康泰。

　　饒宗頤：這一事實說明，詩詞對于培養(yǎng)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性情)，其作用是積極的。這也就是所謂“指出向上一路”。但是，如掌握不好，詩詞也有害人的一面。前一段，香港大學有位學生以蔣春霖為題寫作博士論文。我為作序，對于蔣春霖持批評態(tài)度。有人覺得不好理解。其實，蔣春霖就是為詞所害的一個人。因為不能向上，一輩子沉淪下僚，不過于花間尊前，寫幾首小歌詞罷了。即，只是在第一境界糾纏不清，無病呻吟。至其若干有關背景的作品，也未能達致較高境界。所以，我極力追求向上一路，主張以積極態(tài)度，培養(yǎng)人的精神。

　　這一想法，蘇東坡似乎很早就有了。蘇東坡很懂莊子，《赤壁賦》里有相對論，《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也甚為達觀。論者稱其“指出向上一路”，這是值得注意的。但其未曾主張制作形上詞。

　　施議對：王國維提倡境界說，寫作哲理詞，似已進入先生所謂第二種境界———學人之境界。

　　饒宗頤：當然。施議對：但是，王國維的兩種解脫辦法———暫時解脫及永久解脫，似乎并未能解決問題。

　　饒宗頤：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諸多方面條件尚不具備，未能真正超脫，其于做學問乃至詞學創(chuàng)造上之成就，也受到一定限制。首先，王氏只到過日本，未到西洋，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偉大。而且對于叔本華哲思，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這是閱歷的限制。其次，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對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這是學識與修養(yǎng)的限制。所以，王氏做人、做學問，乃至論詞、填詞，都只能局限于人間。即專論人間，困在人間，永遠未能打開心中之死結(jié)。

　　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就這點而言，我覺得，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未死就為自己先寫下挽歌，以為“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死了之后，自己能夠與山陵共存。由人生聯(lián)系到山川大地，我看已有所超越。

　　因此，我認為：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兩藏”———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例如：朝代更替，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小小波瀾，算得了什么。但是，王氏就是想不通，不知道如何于宇宙人生中去尋找自我。

　　施議對：先生對宇宙人生的思考廣泛、深入，見解獨特，甚可欽佩。

　　饒宗頤：宇宙觀、人生觀，提出對宇宙人生的看法，決定創(chuàng)造形上詞的條件；而利用詞的形式、體制，將思考的結(jié)晶表現(xiàn)出來，則是我的理想，亦即我想走的一條路線。

　　做學問與“若有神助”

　　施議對：本來，人們視填詞為馀事，而先生卻以之探討本真，將全部生命熔鑄入內(nèi)，是否變馀事為正事。

　　饒宗頤：我做什么事都求真。文學研究如此，藝術研究如此，歷史、考古研究亦如此。中國歷史很悠久。最近，于豐都鬼城發(fā)掘得到舊石器時代城址，估計乃六千年前遺物。以前認為，西南地區(qū)文明開發(fā)遲于中原地區(qū)。這一觀念，現(xiàn)在看來應該改變。任何事情，都應尋根究底，考其本源，即本真。要將地下的東西(地下之實物)、書本上的東西(紙上之遺文，包括異族、故國之故書與舊籍)以及最新出土的文物(實物與典籍)合在一起進行考察，才能會通。因此，我并未將某一種學問例如填詞，當馀事看待。我覺得，每一件事都是現(xiàn)實的存在，都能夠成為研究對象。我以生命融入，也就有所寄托。

　　施議對：先生所做學問，既如此廣泛，又如此專精，樣樣都有獨特建樹，其過程，是否覺得有神明相助？

　　饒宗頤：有時候似有如此感覺。要不然，有些問題怎么想象得到。例如：兩種東西毫不相干，相距九萬八千里，怎么能夠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聯(lián)想，應該說若有神助，不過還不能提供具體證據(jù)。

　　我搞的東西很多，經(jīng)常同時思考許多方面的問題。許多問題，頗為雜亂，并不容易駕馭。但是，有時候某些問題忽然連接在一起，忽然悟到，那就非常愉快。天天思考、天天有所感悟，非常奇妙。

　　施議對：思考，感悟，永遠處于這一狀態(tài)。畫畫、寫字、作詩、填詞，都處在這一狀態(tài)當中。現(xiàn)代人說氣功、氣場，與這一狀態(tài)是否相似？

　　饒宗頤：做氣功的人將精神集中在氣的運行上，其所形成的氣場，當也是一種狀態(tài)。

　　施議對：先生能夠控制自己的意識，其運行是否也是一種氣功？說不定還是比氣功更高一層的東西。

　　饒宗頤：實際上也是一種氣功，因為氣功也講“通”。但是，要進入這一狀態(tài)，也非常不容易。做氣功的人，首先逐步累積，做到相當長的時間，逐步悟到，才算大氣磅礴，學問也要做很長時間，那么多事物，那么多問題，才能在自己的腦袋里融會貫通。

　　施議對：因為永遠在狀態(tài)當中，所以，不管談論什么問題，一下子就能夠入題。

　　饒宗頤：可以指出有關問題關鍵所在，因為許多事物，許多問題，其產(chǎn)生以及發(fā)展、變化之基本原理，都可以打通。

　　施議對：做學問之是否有神明相助及是否進入狀態(tài)，除天分外，與宿緣有無關系？

　　饒宗頤：這兩個問題都是今天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什么叫天分？什么叫宿緣？太“形而上”了。

　　施議對：但二者都確實存在。饒宗頤：因為天分之最主要表現(xiàn)在于覺悟，對某種道理體會得很明白，很快就能悟出來，這就是天分。而有些人則不行，即不明白，不覺悟，這也是天分問題。至于宿緣，這東西有來歷，我也解釋不了。宇宙萬物，發(fā)展變化，到了今天，都以億萬年計，科學發(fā)達，文明進步，對于生命來源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但是，我覺得，人類所知道的事，仍然極其有限，宇宙奧秘，人類所能發(fā)掘得到的東西，很少很少。人，應該承認自己的無知與渺小。

　　施議對：正如先生所說，平生所做學問，均以吾國精神史作為重要研究對象，并將有關論著納入“中國精神史探究”系列，說明先生治學，著眼點極高，目標極遠大；而且，先生并編譯《近東開辟史詩》，為研究開辟神話、探索人類文明起源，提供第一手資料，并為中國精神之探究，提供借鑒，說明其治學，既依靠自身之原創(chuàng)力，又注重外來之啟發(fā)與參證。這是以治史之法治學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

　　以治史之法治學，即文化史方法，鉤沉探賾，原始要終，上下求索，而力圖其貫通，這一貫通結(jié)果，即為對于人類精神史之思考與感悟。以此為詞，自然“別具一副心眼，在兩宋諸大家外”(羅慷烈《選堂近詞引》)。例如：《固庵詞》之標榜幽夐之境，謂“詞異乎詩，非曲折無以致其幽，非高渾無以極其夐”(《〈固庵詞〉小引》)，其對于深與高的追求，我看，已帶有向上的傾向。而此傾向，正因思考與感悟所造成。

　　饒宗頤：幽夐之境，既體現(xiàn)深度，又體現(xiàn)高度。但我不主張深，而主張高。因為深，容易窄，而我卻喜歡寬廣。

　　施議對：要不然，在香港寫《固庵詞》，香港這么小，其境界就大不到哪里去了。

　　饒宗頤：我根本不會將自己局限于香港這個小地方。我的詞心，與整個宇宙是相通的。

　　施議對：表面上看，香港這地方生活圈子很小，可以寫入詞中的題材似十分狹窄，無非與朋友飲茶、賞花或者品畫、題詩而已，要想有何作為甚是艱難。

　　饒宗頤：正是如此。不過，我的活動空間卻非常寬廣。

　　施議對：先生《西子妝慢》(“淺水挼藍”)，謂盛夏與諸生浮搓水國，有渺然江海之思。既向往江海，以為放舟中流，發(fā)棹歌吳榜，將不知今世何世，又不愿意以江海自限，以藻國自困，實在了不起———蘇東坡上下求索，醉中放歌，“江海寄馀生”，將江海作為歸宿，不愿意離開江海，而先生則不滿足于江海。

　　饒宗頤：我到每一個地方，想法都非常特別。我的思路，決不因任何東西所規(guī)限。東坡酒醉歸來，“夜闌風靜縠紋平”，地方甚瀟灑，但其思想不夠瀟灑，還沒達到極高明境界。

　　施議對：所謂“羈懷莫寄”，說明羈旅懷抱，無所依托，令人困惑，但此懷抱之如何尋求依托，卻不一定完全取決于客觀環(huán)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

　　饒宗頤：不錯。羈旅懷抱就像一條無形的繩索，可將人捆住。但是，這條繩索，捆得住我的身體，卻不能捆住我的心。一個人之能不能解脫，主要乃取決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