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張炯、鄧紹基、郎櫻任總主編，12卷600萬字的《中國文學通史》出版了，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推出的一項重大科研成果，也是我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座豐碑。《中國文學通史》誕生在有深厚的文學史寫作傳統(tǒng)和嚴謹的學術氛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絕不是偶然的，文學所和少數民族文學所聚集了一批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研究專家，在編寫文學史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以鄭振鐸、何其芳、余冠英、錢鍾書、唐弢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專家，他們的文學史觀念，他們嚴謹的學風為文學所新一代文學研究人員所繼承，形成了一支高水平、有活力，富有創(chuàng)建的科學隊伍，堪稱文學研究的國家隊。這是推出一部高水平的文學史的根本保證。

　　《中國文學通史》皇皇600萬言，內蘊深厚，是一部集文學史研究大成之作，其在文學史研究領域的突破性貢獻是多方面的，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這部文學通史真正是在“通”字上下了功夫，表現為古代文學與近代、現當代文學的打通，中國大陸文學與臺港澳文學的打通，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打通，文學生產方式與傳播方式的打通，傳統(tǒng)文學類別與新的文學形式打通。這些打通不僅擴大了文學史的研究領域，更顯示了研究者、文學史觀念的擴展與思維方式的更新。

　　我想就漢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打通談一點粗淺的印象。

　　中國是有56個民族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不同的文學形態(tài)，匯聚到一起才形成了中華民族豐富、壯麗的文學史。文學源于一個民族的歷史深處，一個民族詩人的心靈也正是在該民族語言的滋潤與培育之下逐漸豐富與完善起來的。黑格爾指出，藝術和它的一切創(chuàng)造方式是與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密切相關的，對于一個民族群體來說，共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生活使他們在時代繁衍過程中自覺地根據有利于群體生命、生存發(fā)展的原則來行動，形成在觀察處理問題時的特殊的視點、思路，表現出共同的心理素質。這種共同的心理素質通過一代一代的實踐積淀于心理結構之間，又會坐落于民族成員的一切活動，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中來。在長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中國文學就語言方式說已形成了漢民族語言為主、其他民族語言為輔的文學寫作局面，少數民族作家早已成了中華民族文學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少數民族作家和漢民族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互相融合和交流成為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不爭的事實。此前的中國文學史敘述多關注漢民族地域的文學，對少數民族地域和少數民族的作家關注不夠。新版的《中國文學通史》能夠以90多萬字的篇幅來描述各地區(qū)的少數民族文學，這是很有眼光的，表現了編寫者對民族語言和文學的深刻理解。

　　當然受民族語言的限制，《中國文學通史》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和介紹還是以采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為限，盡管如此，這也是十分難得的。因為在各個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少數民族作家使用主流民族的語言寫作并不意味著其民族特點的喪失。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性主要表現在長期的民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觀察世界、處理問題的特殊的心理定式和思維方式，那種烙印在心靈深處的民族潛意識，那種融合在血液中的民族根性，并不會因為說話方式的不同而改變。相反，借助于主流民族語言的寬闊平臺，少數民族的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反而能得以更充分的表現。

　　最后要說明的是，《中國文學通史》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批專家對中國文學按照他們的理解所做的梳理和描述，這部文學史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也貢獻了獨特的見解，但這并不是關于中國文學史認識的終結，我們相信，書寫一定時代的文學史可以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中國文學通史》所提供的僅是文學所專家們的一種立場和角度。在他們的啟示下，會有更精彩的中國文學史的論著出現，也許正是在不同立場，不同角度的碰撞與交流之中，對中國文學史的描繪才能更加確切與清晰起來。我們相信，隨著《中國文學通史》的出版，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百花齊放的春天將會到來。吳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