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至50年代，盧芹齋白手起家，逐漸成為世界文物市場里“中國風”的幕后操作者和古董教父。他的成功經(jīng)驗是將中國藝術品板塊從日本陰影下獨立出來，使其在世界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的文物市場，法國的貢古爾兄弟主推日本藝術，中國藝術在國際上地位不高；他則讓世界開始了解真正的中國藝術精品，讓出土文物和宮廷收藏品流向世界各地，與其競爭對手日本山中商會等相抗衡。隨著其生意日隆的同時，是大量國內重要的文物走私流散海外，他在國內招致大量批評聲音；且在文物買賣事業(yè)的鼎盛時期，卻栽在譚敬的作偽集團手中，大大損失其名譽與信任度。而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文物走私和國際貿易中斷，更使其國內文物來源斷供，50年代初他不得不全部清貨，結束生意。如今有關他的殘存印象，僅留巴黎一座紅樓和歐美博物館藏品上標明的“C.T.Loo”標簽，提醒人們這些展品都有一個共同來歷，伴隨而來的是人們對他毀譽參半的評價以及經(jīng)他手流散海外國寶的歸屬問題。

背景

西方收藏和研究的中國藝術品，自二十世紀初期開始。自世紀初直至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是國際研究中國藝術品的第一次高峰，也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第一次熱潮。這一時期，中國歷代宮廷收藏精品大量流散民間，晚清民國考古出土涌現(xiàn)。同時國內的古董市場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交易活躍的時期，大量歷朝歷代的珍貴文物，皇家瑰寶云集于市，歐美、日本各國的收藏家、學者、文物商販一時聚集在京城，紛紛搶購中國的文物珍寶并運往海外。雖造成中國境內出土文物不斷外流，但也為西方研究中國藝術提供了豐富養(yǎng)料。通過西方收藏家、學者、市場三方面的不斷交流，中國藝術研究與市場最終于20世紀后期逐漸成熟。所以要完整了解海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學術歷程，首先要從經(jīng)手文物流出的文物商開始。

由于朝代更替，社會動蕩，破落的皇親貴族變賣家產(chǎn)，新興的權貴、商人大肆收購，海外市場對中國藝術品的強勁需求，造成了歷史上中國文物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轉手流通。其中英國達維德、日本山中商會、法國盧芹齋、美國福開森皆為其中佼佼者。而盧芹齋及其盧吳公司凌駕眾人之上，號稱國際間中國文物市場的古董教父。

20世紀初，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尚十分粗淺，其印象被當時風靡歐洲的“日本風”的文物藝術品所掩蓋。而盧芹齋憑借多年的鑒定經(jīng)驗，認識到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價值，他一度想引導歐洲人認識這些價值。他遵循市場的基本規(guī)律，以保證獲利。在創(chuàng)立主要針對歐美的古董帝國即來遠公司開辦之初，他迎合歐洲人歷來喜愛收藏瓷器的癖好，還提供青銅器、石雕、瓦器等文物。他暗通國內各地的代理商，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公司分號，便利向國外發(fā)貨。他在1918年開始經(jīng)營美國分公司，迎合美國人的口味，改為買賣銅器、石器、陶器和佛教造像等門類。歷經(jīng)40余年，建立起一個以國內提供貨源，倚靠民國政要為流通渠道，跨越歐美的世界性古董帝國。

古董帝國的興起與傾頹

2012年，紐約佳士得拍賣行舉行了名為“知識的追求：亞洲藝術品參考書(包括盧芹齋收藏藝術文獻)”的專拍會，拍賣這位經(jīng)銷商收藏的一小部分研究資料。包括了中國皇室和歐洲及美國貴族的繪畫、銅器、陶瓷、石雕和玉雕藝術品。這些文獻還記錄了許多古墓和廟宇。有人說這是盧芹齋在他的文物藝術品生涯中盜掘、盜竊過這些古墓和廟宇。接下來的幾天里，紐約展出了盧芹齋的藏品。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行提供了他經(jīng)手的銅器、陶瓷和玉質器皿。其后紐約大學舉行了一場名為“古代的回音：響堂山佛教石窟寺”的展覽，展覽中有盧芹齋賣出的六世紀佛像和殘片，它們都出土自中國北方的考古遺址。

關于盧芹齋的研究，海外因掌握其檔案資料較系統(tǒng)，成果顯著。如紐約大學有博士論文以藏于該處的檔案為寫作，文中主要涉及盧氏的美國業(yè)務。2007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王伊悠(Wang Yiyou)博士也有博士論文：The Loouvre from China：A Critical Study of C.T.Loo and the Framing of Chinese Art。而盧氏早期業(yè)務的檔案，一處在巴黎紅樓，一處在北京圖書館。后者系當年沒收北京古董商的檔案資料。另有在上海博物館的材料，系沒收盧氏的主要合作伙伴的檔案。收藏在巴黎紅樓的檔案經(jīng)法國羅拉女士多年整理，在香港出版《盧芹齋傳》一書。書中闡述了他作為國際知名文物商的坎坷一生，讀起來頗有感慨。

盧芹齋的盧吳公司之所以成為當時最大的出口古玩公司，與“民國導師”張靜江具有相當特殊的關系。兼以作為年輕門生的蔣介石對張靜江視為恩公良師，所以，國民政府對于盧吳公司向海外販運珍貴文物也就特別禮遇優(yōu)待，常常睜只眼閉只眼，默認其走私。據(jù)有關部門調查，盧吳公司從國內運走的文物多達8000余件，而且均是珍品，有的品種國內已經(jīng)無存。

除此之外，盧芹齋還擅于處理與國內外重要藏家和機構的關系。據(jù)研究確認，海派代表藏家之一的龐元濟部分藏品經(jīng)由盧芹齋流往海外。一部分流散到國內私人收藏家手中，一部分則流散到國外各公私收藏機構，其中以流入美國各大博物館為多，如弗利爾美術館、底特律美術館、納爾遜-艾金斯美術館、克里夫蘭美術館等。展現(xiàn)出他與各大學、博物館負責人的交往并非一般。

他的古董帝國致勝關鍵不僅包括國內廣泛的人脈、敏感的國際行情與精明頭腦，還要積極的參與各種展覽活動，印刷各種精美典雅的圖錄畫冊供客戶參考。如1934年和1935年，盧分別在巴黎和倫敦舉辦中國青銅和古玩展覽以推廣銷路。他還趁1935-1936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為當時最大規(guī)模的中國文物海外展覽)之時，不失時機的利用西方觀眾對中國熱，趁熱打鐵加入自己公司的藏品。從參展各方借出的列表可以明顯看出，參展單位出借藏品數(shù)量最多者除了中國外，要數(shù)盧吳公司最多。毫不夸張得說，他一家公司便冠絕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藏品數(shù)量，堪稱富可敵國。

楊仁愷先生在其《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列舉數(shù)件與盧芹齋有染的國寶：如宋人摹本《八公像圖》、宋李公麟的《華巖變相圖》和《列仙圖》、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圖》、元初錢舜舉的《王羲之觀鵝圖》、元趙雍臨李公麟《五馬圖》等。這些名作在西方人眼里，是中國文化的傳播載體。如果要追蹤一百多年前“盧芹齋們”所造成的國寶流失及聚散狀況，最直觀的材料是有關他的家族檔案、公司信件賬目、拍賣記錄、藏品圖錄等。在盧芹齋盡力掩蓋他直接參與文物買賣事實之下，這些明確史料仍能清晰重現(xiàn)這位神秘商人的生涯。

來遠公司、盧吳公司的拍賣帳單是最直接的原始記錄。一般在帳單上都標明日期、編號、件數(shù)、品名、買入價、賣出價，一目了然。比如，在一份長達77頁的帳目上，首頁即列出“錢選花鳥”等28種拍品，全冊所收古物的總成交價達235312.30法郎。又，1913年l月21日倫敦拍賣帳目記錄了這樁以古瓷器為主的買賣，末尾特地以中文寫明“毛利”10339.40法郎。只是這些帳目中的名稱一項寫得十分粗率，如“錢選花鳥”一種，因錢選所作花鳥畫不少，很難確定是哪一幅，所以對流散在外的文物書畫作查證尚有不少困難。但對于某些知名度很高的文物而言，則證據(jù)確鑿。如現(xiàn)存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唐昭陵六駿之“颯露紫”、“拳毛馴”，有資料表明系盧芹齋“購辦”的結果。通過這些泛黃了的舊資料，可以弄清一部分流散文物的來龍去脈，對此，每位真正的中國人都有著切膚之痛。

盧芹齋通過出版自己的展出畫冊來籠絡客戶，還幫助這些客戶出版他們收藏品的圖錄。這些書籍既包括繪畫、青銅器、陶瓷、石雕和玉器這些曾經(jīng)屬于中國君王或者歐美貴胄擁有的寶物，還包括記錄當時尚存于世的墓室和廟宇藝術品，其中一些是因為盧芹齋生意失敗而遭受破壞，甚至洗劫一空的?，F(xiàn)在，這些當年出版的畫冊都成了拍賣市場上的搶手貨。其中盧芹齋1940 年在美國舉辦“中國石雕展”時出版的展覽圖錄，刊印了當時展出的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天龍山和響堂山五大石窟的重要作品及歷代佛像精品。書中刊印的一些作品，至今下落不明。該套圖錄估價僅為 500-800 美元，最終以 5.62 萬美元成交。

這些早期的古董圖錄，其藏品品類之全，質量之高，絕不遜色于國內一流博物館的規(guī)模。盧芹齋系海外許多著名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收藏家的長期重要供貨商，中國歷代雕刻(尤其佛教造像)系該公司主營品種之一，為其近半個世紀以來經(jīng)手的石雕名品，如出自云岡、龍門、鞏縣、天龍山、響堂山五大名窟的杰作以及石窟以外的歷代佛像精品(另含少量陵墓雕刻及其他世俗作品)，無疑對于古代雕塑史研究殊具參考價值。


古董教父的野望

一般的考古學和藝術史研究者會關注他的文物販賣經(jīng)過以及國際間文物法律、倫理等方面的史料，但對盧芹齋之于改變國際范圍內中國文物和藝術印象的客觀影響，以及他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卻付之闕如，只有在對20世紀初國際藝術市場的行情把握基礎上，方能對此有所深入了解。

在盧芹齋之前，世界藝術市場中的東亞藝術還是以日本作品為主要代表。歸納而言，法國19世紀中后期的遠東藝術古董商家?guī)缀踅酝瑫r代理中國與日本的文物，之間并未有明確的區(qū)別。而其中中日兩國文物數(shù)量的消長，正反映出日本主義的風行與式微。20世紀初，原本被日本文物買賣掩蓋風采的中國藝術再度受到重視。極少數(shù)原本堅持中國文物的古董商如朗威爾夫人(Mme.Langweil)成為唯一跨越19與20世紀者。新一輩的古董商如查爾維涅(Charles Vignier)、保羅馬隆(PaulMallon)、盧芹齋(Cheng-Tsai Loo)等人則多以中國藝術為主，也顯示出19世紀后期的中國藝術市場發(fā)展之承先啟后地位。

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文物商來說，他要在西方藝術市場中立足，只有樹立起公司的品牌，開拓藝術品的種類，掌握國內文物的貨源；最重要的是，在日本主義掩蓋之下單獨提煉出“中國貨”的價值并讓收藏界真正認識到其藝術成就，才能將其生意發(fā)展下去。終其一生，他確實實現(xiàn)了這個目的。使得中國文物寶藏漂洋過海，送到了收藏家和觀眾的面前。從國外主顧的角度看，他確實是一位極好的供應商，使其免去了很多出入關的麻煩，是個名副其實的文物買辦。但為人所痛恨的是國寶的大量流失與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昭陵六駿、天龍山石窟佛雕。招致身后的罵名。

身后評價：兩幅畫像，兩面人生

對于盧芹齋一生的評價，可借用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一句話：“綜清末民初鑒藏家，其時其境，與項子京、高士奇、安儀周、梁清標不同。彼則楚弓楚得，此則更有外邦之剽奪。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則此時之書畫鑒世故家，功罪各半矣?！?br/>
在盧芹齋縱橫40余年的文物商生涯中，他從立足歐洲市場開始到開拓新興的美國市場，從單個收藏家到博物館機構收藏，將原來西方單一的中國瓷器拓展到佛教雕像、石刻、青銅器、玉器、書畫等門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盧芹齋雖在無意中為中國雕刻開拓出嶄新的國際藝術市場，卻也同時讓佛像浩劫隨之而來，集中國歷代佛教造像藝術精萃的石窟名品，慘遭萬劫不復的毀滅性破壞。山西太原晉祠后山上的無頭石窟，佛像處處身首異處，慘不忍睹，文物滄桑，莫過于此。當時時局動蕩，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從羅拉《盧芹齋》中透露的自述材料看，晚年的盧芹齋對本身的一生是矛盾的。他承認本身使不少國寶流掉海外，又為這些國寶避免了戰(zhàn)亂起到了保護而感到幸運。對于國內的指責，盧芹齋認為許多國寶名品，終熬不過民國前后四十午的盜鑿販售，散佚海外；身為舉足輕重的古董商，開拓出佛像的國際藝術市場，他的內心充滿愧疚。《盧芹齋傳》中他以感性的口吻，辯護自己不是歷史罪人，因為藝術是沒有國界的。與其勉強把佛像留在中國，淪為有價的商品籌碼，再遭盜劫破壞，不如妥善保管于國外的博物館，充當活的文化大使，讓更多世人認知欣賞中國古代造像的藝術美學。這種充滿矛盾的原罪辯駁，當然不能為他洗脫“賣國賊”的罪名。當年與他有買賣關系的知名博物館也被這種不光彩的跨國貿易籠上一層陰影。可是，世界級的博物館收藏系統(tǒng)的建立過程中，又有誰是純粹干凈的呢？

他是否是真正的收藏家？收藏家不會輕易出手真心喜歡把玩許久的藏品。

20世紀初期促使中國文物走向世界各地的幕后推手：文物商、收藏家，對老外們做了文化基礎教育和普及工作的，在讓他們對東方文化頂禮膜拜之處，也算是有所成就。只有通過國際文物買賣，別國的珍寶才能進入到其自身的博物館體系中，從而為學術研究提供實物研究的基礎條件。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事實。

晚年，雖然據(jù)說他曾向上海的文物管理部門捐贈其藏品，但無論從身份還是個人感情，他感覺回歸故土都是無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