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系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單國霖先生，為北京文雅堂影印出版的《五柳堂藏明代書札》所作的序言。這批明人書札，人物含蓋廣，內(nèi)容豐富，流傳有序，極具文獻資料、書法藝術(shù)、文物收藏價值。這批明人書札，民國間曾歸陶貞白五柳堂收藏，后由陶氏攜至臺灣，于1954年選擇其中部分內(nèi)容、于右任先生題簽、胡適先生等作序影印出版。今展轉(zhuǎn)回流大陸，悉數(shù)將于中國嘉德2002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拍賣。

　　書札，或稱尺牘、手札，現(xiàn)在一般指古代人寫的書信。究其緣起，則還包括官方的詔書、文書、公文，如《漢書·匈奴傳》載："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在紙張還未發(fā)明和廣泛應(yīng)用以前，人們在竹木簡上書寫文字，牘即是木片，漢代規(guī)定以長度一尺一寸的木版書寫詔令，故稱為"尺牘"。東漢以后，隨著紙張的發(fā)明和廣泛應(yīng)用，在紙張和絹素上書寫詔令、書信，逐漸代替了竹木簡牘，由此又衍生出尺素、尺紙、尺翰、手札、書札等名謂。

　　東漢以后，文字的書寫逐漸從傳言達意的應(yīng)用上升為對書寫藝術(shù)性的有意識欣賞，由是，俗書法藝術(shù)從自發(fā)走向了自覺。名人和書家的尺牘也受到人們的青睞而加以搜集、珍藏，例如東漢書法家陳遵，《后漢書》里記載："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傳世至今最古的一件名人墨跡西晉陸機《平復(fù)帖》，即是一通書札。東晉王羲之、王獻之及晉唐諸多書跡，大部分都是尺牘手跡，其書法藝術(shù)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為歷代所珍視。

　　尺牘是私人間的通信，書寫起來不像正式寫碑碣、奏疏、墓志那樣嚴肅拘謹，也不同于創(chuàng)作高軸長卷書法作品般刻意求工，它力求書寫便捷，多采用流便的行書、草書書體，隨意所至，自由暢達，內(nèi)心的感情自然地流淌筆下，"心手雙暢"，更能表現(xiàn)出書寫者的書法修養(yǎng)和真率。因而，歷代收藏者喜愛和庋藏尺牘，首先注重的是其書法價值。同時，尺牘是私人間的通信，它無需掩飾和遮蓋，書寫的內(nèi)容能真實地表達出書寫者的思想和感情，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個人閱歷等各個方面，具有不容忽視的歷史文獻價值。

　　五柳堂藏明代書札，匯集了四十八位作者共六十八通手札，其中絕大部分是明朝人士，而蕭云從、顧夢游和髡殘諸人也是由明入清的遺民。書札的作者大多為京城和地方的官員，另有文人書畫家在野文士、僧人等，他們者具有較高的文學(xué)修養(yǎng)和書法根底，故這部集冊顯示出高雅的文化品位。

　　五柳堂藏明代書札的內(nèi)容相當豐富。官員之間的通信，在敘談生活瑣事外，片言只語中往往涉及朝政大事和官場內(nèi)情，頗有補于史料。冊中顧璘、焦竑等人的手札就值得引起注意。顧璘《太史帖》是他寫給石亭（陳沂）的一通信，言及"大禮廟堂議定甚慰，此事關(guān)系宮闈與君相之際，小儒不知安危，大體抗辭求勝，所得幾何耳。"所稱"大禮"一事，即是明世宗嘉靖初年震動朝野的"大禮議"案。武宗朱厚照無嗣，死后由其叔興獻王之子厚熜入繼大統(tǒng)，立為世宗。世宗繼位后，以尊崇所生為理由，提議封其父興獻王為帝號，嘉靖二年（1523年），又提出尊興獻王為皇考，稱孝宗為皇伯考，武漢宗為皇兄。此議遭到眾多大臣的反對。經(jīng)過雙方爭議，尊興獻王為本生皇考。三年（1524年），張璁、桂萼等又提議去本生兩字。遭眾臣反對，以至二百多名朝臣在左順門跪伏哭諫，引起世宗大怒，對待反對者加以系獄、伏打和奪俸等處罰。最終削本生，尊生父為皇考恭穆獻皇帝。這場爭議，實質(zhì)上是朱厚熜是為了確認他繼承王位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有意提高生父母的尊號，篡改皇位嗣承系統(tǒng)，此議自然遭到自持維護皇位正統(tǒng)性較為正直的臣僚們反對。諸如楊一清、喬宇、蔣冕、何孟春、秦金、何理、王相、王思、楊慎等朝廷大臣，都遭受或罷斥、或入獄、或謫邊、或杖斃等懲處，而謅媚世宗的張璁、桂萼、席書等人，得以擢升高位。顧璘嘉靖元年（1522年）正以病辭官閑居在南京，直至九年（1530年）才理起為浙江布政使。這次病居合他僥幸避開了大禮議的紛爭漩渦。此信大致寫于大禮義定的嘉靖三年（1524年），他似乎已窺測到世宗的本意，深感君命難違，故無可奈何地表示"議定甚慰"，又感慨"小儒不知安危"，與皇帝抗辯，又能得到多少勝算呢？此札中提到的南原，即是南京著名的詩人王韋，衡山即是吳中著名書畫家文征明，他們都是交誼深厚的友文，信中透露出他們之間的交往情況。

　　焦竑《殷子余帖》里，談到任青宮講官和修撰國史職時的事務(wù)。焦竑博學(xué)宏才，萬歷十七年（1589年）得殿試第一名狀元，官翰林修撰，二十二年（1594年）負責(zé)修國史，同年皇長子常洛出閣，竑為講官司。故此信應(yīng)書于萬歷二十二年或后數(shù)年內(nèi)。焦黌為皇子講學(xué)善于啟導(dǎo)，故札中說"自意可以效力者唯時。"他嘗選采古代可作借鑒的皇太子的事例編成《養(yǎng)正圖說》，準備送呈皇帝采用為教材，后來因與他有隙的同僚郭正域進讒言，謂他以此沽名釣譽，終于未能實行。札中所說"人非同心，動有掣肘"，即指此事。焦竑修國史，札中謂"史事僅畢"，"此一事中亦不能自由，他可知己。"即是感慨為官家修史務(wù)須迎合帝王旨意，不能暢抒己見，深表無奈。在他看來，歷史上像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等，都是私人修史，"能自盡其才"，秉筆直書，才得稱為"良史"。而"后世開局成書，"即立國史館修史，"鮮足觀者，皆坐是也。"這種批評官史的見識在當時是非常有膽量的、有真知的，也只有在給至友的私信中才能如此坦率地披露。焦竑在寫完《經(jīng)籍志》以后，不再寫其他篇，很可能與他的修史觀不合上意有關(guān)。此札對于了解焦竑的政治思想頗有價值。

　　五柳堂藏明代書札冊中官員的信札，往往言及朝廷和地方政事、官員升遷、軍務(wù)、民情等，若細加爬羅考稽，不難發(fā)見有價值的史料。

　　冊中收入不少文人和書畫的書札，從中可了解他們交游往來、詩文書畫答酬及創(chuàng)作活動等情況，于歷史人物的研究頗有裨益。如陳芹致秋澗《久承帖》中，謂寄去紙一幅稿一張，請秋澗書寫敘文和二贊文，并千紙張邊沿空白的尺寸，可見秋澗是一位擅長書法的高手。札中又提到請文老隸書，此文老很可能即是擅寫隸書的文彭，他與陳芹是翰墨好友。有些文書札中敘談生活情狀，真率親切，直露性格心情。如祝允明《山居帖》中，謂山居卻酒，請友人四真到湯家賒兩樽酒來，還關(guān)照"勿與老官人知也。"豪放詼諧的性格躍然紙上。又丁云鵬致伯仁手札中，訴說為了糊口，不得不去鄉(xiāng)廬，每日畫冊子，煩榮知己推薦求售，并望能得原價，以濟燃眉之急。信中透露中這位名畫家鬻畫謀生的艱辛情狀。

　　文人書札中每有抄錄詩文和題跋的文字，這些詩文或為文集所缺載，或為撰寫之原稿，俱是寶貴的第一手材料。集冊中就收有吳寬、焦竑、陳沂、陳芹、陸深、余伯祥、王雯東、嚴嵩、阮大鋮等人的詩稿。此外，有關(guān)書畫的題跋，又為書論畫理增添難得的資料。若吳寬題鮮于樞千字文跋，論述元初鮮于樞、趙孟頫、鄧文源三位書法家，他對前人評述鮮于樞因嘗作吏有書佐習(xí)氣之說頗不以為然，認為趙孟頫年輕時學(xué)思陵（即宋高宗趙構(gòu)），后見鮮于樞書，始轉(zhuǎn)以二王為法。他評鮮于樞千字文"象逸爛漫"，出于懷素之法，豈可以有吏員習(xí)氣而輕視之。明前期趙孟頫書風(fēng)靡一時，導(dǎo)致書風(fēng)日趨妍媚。明中期書壇，崛起一批書家，力糾此風(fēng)氣，提倡追溯晉唐北宋的傳統(tǒng)。吳寬本人就以蘇軾書風(fēng)為歸，建立起姿潤奇崛的風(fēng)格。吳寬此跋中揚漁陽抑吳興的見識，反映了書風(fēng)遭變期的藝術(shù)觀點。

　　另一通髡《嘗觀帖》，對無名氏的古畫加以辯正。認為"蓋其人才藝足以自負。而名有不重于當時者，嘗恐因名不重，掩其才藝故寧忍以無名存之，是不辱所學(xué)也。"此論不同凡見，他重藝不重名，批評"貴耳賤目，今古同病。"這種識見是與他陷身佛門，不求名祿，唯以繪畫自樂處重的處世態(tài)度相合的。

　　上面擇取若干書札分析，說明五柳堂藏明代書扎實蘊含著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值得加以探微挖掘。

　　從書法藝術(shù)的角度觀之，五柳堂藏明代書札冊亦是具有頗高的書法水準。其中不乏享有盛名的書家，如張駿、吳寬、祝允明、文嘉、王問、陸深等人。張駿以明初書法家，所書《門生帖》，筆勢峻利，結(jié)字奇崛，行筆如風(fēng)馳電掣，縱放奔逸，系學(xué)懷素而呈弩張之氣，故氣格不及張弼。祝允明的《山居帖》，以遒爽豐腴的行草書之，深得米芾姿潤的筆法和跌宕的體勢。另一通《向者帖》則在圓潤中參入峻勁的筆意，應(yīng)是他晚年融合米芾、黃庭堅兩家法的書風(fēng)。吳寬《去歲帖》和《虞文靖公帖》，有濃厚的蘇軾書體遺意，而略加欹側(cè)之姿。陳沂也取宗蘇軾，他的《看月詩帖》則顯球出結(jié)體更為寬博、筆法渾厚的自家特色。陸深書法擅名一時，他的《參承帖》趙孟頫的雍容溫雅，又參入李北海的遒勁險側(cè)，剛?cè)嵯嚅g。莫是龍評其"全仿北海，尺牘為佳，"誠非虛譽。

　　明代中期，文征明的書法在江南頗有影響從顧璘、喬宇、張風(fēng)翼等人的書札中，可以窺見文派書風(fēng)的浸染，都有端嚴中含姿媚的體勢，遒勁峻拔的筆力，并各具己意。

　　有明一代，官家、私家重刻、新刻前人法書成叢帖的風(fēng)氣甚盛，學(xué)子文士為了應(yīng)付科舉考試文字書寫規(guī)整的要求，無不勤于習(xí)字臨帖，因而不僅造就了一批書藝精詣的書法家，即便不以書名的官員和學(xué)者文士，也都能寫得一手可觀的書法。集冊中大多數(shù)書札都顯示出不淺的書法修養(yǎng)。其中權(quán)臣嚴嵩的詩稿，亦見學(xué)懷素小草的根底，只是結(jié)字拘攣，筆劃忸怩。不免有一股乖張陰黠之氣。而黃姬水為博通經(jīng)史的鴻儒，其書札中自有一種溫雅俊邁的氣概。真可謂"書如其人"也。

　　五柳堂藏明代書札的出版，誠為史學(xué)、文學(xué)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有價值的資料。同時，諸多明代書法家、畫家、詩人、學(xué)者、官員甚至僧人的墨跡，展示出明代各階層人物豐富多姿的書法風(fēng)貌，它不僅充實著書法史的資料庫，也向世人開啟了一所觀賞摩挲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的苑地。嘉德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