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文物收藏史上,大維德·裴西瓦樂是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他收藏的1700多件中國瓷器,絕大多數(shù)為歷代官窯中的精品和帶重要款識的資料性標準器,其中包括僅與臺北故宮相同的汝窯收藏和海外最好的乾隆琺瑯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對元青花標準器大維德瓶;還有今天成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的唐韓幹《照夜白圖》。

　　1935年,他發(fā)起和組織的倫敦國際中國藝術展,還特意按乾隆養(yǎng)心殿的室內(nèi)裝飾展示了中國皇宮的一偶。招攬了來自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15個國家、240個租借單位及個人3080件中國文物參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藝術,不僅使故宮藏品第一次走出國門,而且聚集了大部分當時散落在海外的中國文物精品,成為中國文物展覽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絕唱。大維德不僅是20世紀英國乃至世界最有實力、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文物收藏家和學者,同時他也是海外公認的最具宮廷欣賞品味和學術眼光的收藏家和鑒定家,他收藏的中國文物特別是中國瓷器質量之精、品位之高、學術價值之大,是至今還未有任何人,不論是個人或是組織機構所能比擬的。

　　如果說時勢造英雄的話,作為收藏家的大維德確實是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好時候!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大量的清宮舊藏的文物通過溥儀、溥杰以及太監(jiān)等各種途徑從宮中流散到社會上。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員會”籌備成立故宮博物院并對外開放,以前深藏宮中的珍寶得以公之于世。出生于猶太裔商賈世家的大維德,不僅繼承了家族巨額的資金,更遺傳了猶太商人的那種機智、敏銳、執(zhí)著和超凡的社會活動能力,他一到中國,便將自己的活動與故宮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雖然大維德何時開始參與故宮博物院的籌建現(xiàn)在還無從考證,景陽宮設置為瓷器陳列室是否出于大維德的力勸也還值得商榷,但是由以上資料我們至少還是可以看出,從1924年到1935年間,大維德頻繁地奔波于中英間,他親自參與了故宮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錄和展覽工作,與大量清宮舊藏的文物有著零距離接觸。正是由于他在故宮的這些特殊經(jīng)歷,培育了他的鑒賞品味,使他對中國文物的認識開始建立在一個很高的基礎上。這段難得的經(jīng)歷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現(xiàn)出迥異于同時代其他英國收藏家的“皇家品味”。

　　1927年,鹽業(yè)銀行準備出售溥儀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寶。故宮博物院為此專門于1927年4月25日發(fā)函請國務院及內(nèi)務部禁止鹽業(yè)銀行變賣、處理清室抵押物品(見故宮大事記)。鹽業(yè)銀行是個官方背景、私人性質的商業(yè)銀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張伯駒之父張鎮(zhèn)芳創(chuàng)辦的。據(jù)大維德夫人回憶,大維德得到這個消息時已經(jīng)有兩個買家正在與銀行溝通此事,鹽業(yè)銀行內(nèi)部也有一位高官,他本身也是收藏家。這位高官非常希望能夠得到這批藏品。后來由于受到“如果把這批藏品帶離北京,將有人身安全問題”的威脅,那兩個買家都不得不放棄購買計劃。而一生充滿冒險精神的大維德看到這批清宮舊藏的文物精品后,卻決定不顧一切要來冒這個險。與鹽業(yè)銀行的談判前后持續(xù)了一年多,通過幾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維德才與鹽業(yè)銀行達成一致,購買了其中40多件清宮舊藏的精品。在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為宋代名窯瓷器,其中官窯、哥窯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題詩,如乾隆御題哥窯簋式香爐(2件)、乾隆御題哥窯葵口碗(2件)、乾隆御題官窯弦紋貫耳壺(2件)、乾隆御題官窯鼎式香爐、乾隆御題官窯膽瓶、乾隆御題官窯碗等。沒有御題的有官窯玉壺春瓶、官窯羊耳尊、官窯獸面銜環(huán)方壺、官窯六方形香爐、官窯膽瓶、官窯印花蓮瓣紋碗、官窯八卦紋香爐、哥窯缽式香爐、哥窯水盂等。宋代其他名窯瓷器也為數(shù)不少,如乾隆御題鈞窯瓷枕、龍泉窯鬲式香爐、定窯紙槌瓶、定窯方洗等。

　　這批清宮藏品的獲得,對大維德的收藏生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據(jù)郭葆昌輯《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清宮舊藏中有乾隆御題的瓷器大約有199件。在大維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題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題藏品出自這批銀行出售的清宮舊藏。這批藏品,構成了大維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這批精品的獲得,在英國中國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轟動,1930年,也就是這批藏品通過日本、美國輾轉運回倫敦的第二年,大維德才終于獲得英國同行們的認同,獲準成為代表著當時西方中國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東方陶瓷協(xié)會會員,進入了英國中國文物收藏的核心群體。同時也正是由于這批藏品,特別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題詩,使他對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鑒賞觀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后他開始了系統(tǒng)地對中國古代傳統(tǒng)藝術鑒賞理論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開始以乾隆的趣味來搭建他的收藏。

　　在大維德收藏中,宋代官窯瓷器是他最值得驕傲的部分,除了從鹽業(yè)銀行購買的那部分清宮舊藏的精品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窯瓷器。汝窯是北宋末期的御用瓷器,溫潤典雅的天青釉像是捕捉了雨過天晴剎那間的云光掠影,為宋五大名窯之魁,是中國歷代青瓷的典范,因其燒造年代短,自南宋以來就是收藏界的珍寶。有記錄的傳世汝窯瓷器全世界僅存77件,是官窯系統(tǒng)中傳世最少的一個品種,臺北故宮也僅有21件。

　　大維德收藏了12件,包括了乾隆御題汝窯碗、刻花魚紋洗、葵口盞托、三足奩式爐、水仙盆、淺碟、瓶等各種器型,從數(shù)量上看僅次于臺北故宮的汝窯收藏。其中的刻花魚紋洗非常罕見,汝窯一般均為素器,不帶紋飾,這種帶圖案的汝窯洗全世界僅存兩件,另一件在臺北故宮。而汝窯奩式爐全世界也僅存兩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宮,大維德收藏的這件要比北京故宮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盞托,全世界也僅存兩件?熏另一件在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維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宮廷畫家繪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圖》,圖中恰好描繪了大維德收藏的乾隆御題汝窯碗,可見這只汝窯碗深得雍正、乾隆兩位皇帝的喜愛,而大維德能夠同時將《古玩圖》和汝窯碗收集到,足見大維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們也能領略到大維德收藏的汝窯之精。

　　雖然大維德藏品中以大維德瓶最為著名,但元代瓷器確實不為大維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況如此。因為雖然1927年他已購得一只大維德瓶,但在1934年編著的《大維德收藏的中國瓷器》里并沒有收錄這只青花瓶,而且在這本圖錄中也很少有明確標明為元代的器物。從這一點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宮舊藏對大維德的影響。在明清兩代宮廷收藏中沒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傳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他品種的瓷器,多為祭祀用品,如元龍泉窯大尊、元鈞窯天藍釉大罐、元景德鎮(zhèn)藍釉白龍盤、元卵白釉盤等。現(xiàn)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幾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除瓷器外,大維德也同樣收藏了一些帶“皇家品味”的其他種類的藏品。大維德的繪畫收藏中有唐韓幹《照夜白圖》、五代周文矩《宮中圖》(第三段)、元錢選《梨花圖》等一些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圖》為清宮舊藏,嘉慶皇帝時與陸機《平復帖》一起頒賜給親王永瑮,后傳至其后裔民國著名畫家溥心緦手中,1936年溥心緦因為母親治喪缺乏資金將其變賣。“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騎,圖左上方“韓幹畫照夜白”六字為南唐后主李煜所題,此外還有唐張彥遠,宋米芾、賈似道,明項子京等人的題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題詩,是一幅流傳有緒的早期繪畫珍品。張伯駒先生在《滄桑幾度<平復帖>》一文中曾提到當時他在上海,聽說《照夜白圖》被上海古董商買去,準備賣往國外,急忙給當時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談到這張畫的價值,希望他過問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國外?？上М斔握茉拥叫艜r,此畫已被一個姓葉的人帶走,轉賣英國……而這英國的買主便是大維德。

　　大維德的漆器收藏與清宮舊藏一樣以元、明、清三代宮廷傳世品為主,除上文提到從鹽業(yè)銀行購得的乾隆御題明永樂款剔紅雙鳳蓮花盞托、乾隆御題明宣德款紅底黑漆八仙蓋罐、乾隆御題明嘉靖款剔紅碗外,還有元楊茂款剔紅牡丹紋盤、元張成款剔紅四季花卉盤、明永樂款剔紅牡丹紋盤、明嘉靖款八寶紋方盤、明弘治款剔紅盤、清乾隆御題菊花漆盤等一批漆器精品。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永樂款剔紅雙鳳蓮花盞托。明朝是中國雕漆史上的黃金時代,永樂帝朱棣對雕漆尤為酷愛,曾在皇都設立果園場,并征調名匠高手制作御用雕漆器,果園場御用雕漆器在明末已被當時的鑒賞家視為至寶?，F(xiàn)存世的永樂款剔紅盞托,全世界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宮,另一件在美國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維德收藏的這件上有乾隆御題詩,可見這只盞托深得永樂、乾隆兩位皇帝的青睞。乾隆1781年為這只盞托所做的御題詩大意為:永樂的盞托還在,可是上面的碗?yún)s丟失了,后給它找了個嘉靖時的碗,到也十分般配,雖然丟失了一半,幸運的是還能再次讓它完整。然而雖然現(xiàn)在完整了,沒準哪天又會失散……僥幸的是,乾隆擔心再次失散的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維德收藏中,大維德從鹽業(yè)銀行與永樂盞托一并購得。1935年國際中國藝術展上,大維德收藏的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當時有評論稱“它們使故宮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遺憾的是大維德的這些收藏除瓷器外在上世紀70年代后陸續(xù)被變賣,如《照夜白圖》、《梨花圖》等繪畫珍品1977年由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購得,而這只永樂剔紅盞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經(jīng)澤(K.T·Lee)購得并于2008年通過佳士得賣出,其他收藏也都通過拍賣行等各種途徑流散到世界各地。

　　從以上闡述中可以看出,不論是宋、明、清瓷器,還是繪畫和漆器,大維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藝水平和藝術價值極高或比較稀缺的品種,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襲了明清以來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孫在《大維德所藏中國陶瓷圖錄》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僅清宮舊藏的官窯瓷器已不下70件,堪稱“小型宮廷收藏”,并發(fā)出“收藏家如果沒有條件去中國故宮看宋、明瓷器的話,可以來倫敦大維德這里”的號召。正如大維德夫人所說,大維德是以中國宮廷特別是乾隆皇帝的欣賞趣味和眼光來建立他的個人的收藏的,在大維德的收藏中有著濃厚的“皇家情結”。

　　大維德不僅是海外收藏汝窯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窯研究的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他也開始了古籍善本書的收藏,并陸續(xù)購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箋》、1637年版《天工開物》、1744年版《陶說》、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間,幸運地發(fā)現(xiàn)了蘇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論》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論》13卷本,當時很多學者如西方兩個最著名的漢學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哈梅爾(Arthur Hummel)都認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復存在。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大維德不得不投身到與中國藝術毫無關聯(lián)的飛機制造業(yè)。1941年12月大維德夫婦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當時正值珍珠港事件爆發(fā),他們夫婦被日本兵關押了9個月。在關押期間,他患上的后來導致他全身癱瘓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對自己生命的擔憂使大維德不得不考慮這批收藏將來的歸屬問題,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館來安置這些藏品。1942年他在非洲獲釋后關心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策劃并實施這個博物館計劃。在開普敦,他幸運地結識了同樣熱衷于中國陶瓷收藏的戴維斯法官(Davis),并發(fā)展為親密無間的摯友,戴維斯法官成為他這一計劃的主要策劃者和起草者。大維德很自然將他的目標鎖定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30年,他開始的中國藝術研究的第一個項目便是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設立中國藝術與考古教授席位,建立中國藝術大學學位課程。

　　1950年,倫敦大學終于竭盡全力,克服了戰(zhàn)后的重重困難滿足了大維德要求,在倫敦布魯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喬頓廣場(Gordon square)53號為大維德收藏建立了專門博物館,取名“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52年大維德好友鄂芬史東將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單色釉瓷器也捐給了基金會,至此大維德基金會共擁有1683件瓷器和7件琺瑯彩料器,1952年博物館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

　　然而龐大的博物館的維持費用困境,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不得不于2007年關閉了在亞非學院的展覽。2008年4月,經(jīng)基金會董事會與大英博物館協(xié)商,大英博物館提供專門展廳,大維德收藏將在臨近亞非學院的大英博物館永久借展。雖然這種局面可能不是大維德所希望的,但也許它會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夠領略到這個20世紀在西方藝術價值、學術價值最高、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陶瓷收藏的風采。

　　(本版稿件由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