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平安帖》

蔡顯良（暨南大學(xué)書法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dǎo)師）

　　“自言轉(zhuǎn)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中的這句話，透露出對唐初確立的書圣王羲之的一點不屑。再聯(lián)想到韓愈的名詩“羲之俗書趁姿媚，數(shù)紙尚可博白鵝”，似乎讓人感覺到書圣在中晚唐并不怎么讓人待見。在當(dāng)今幾乎所有關(guān)于唐代書法史的論著中，均眾口一詞地認(rèn)為唐代中晚期存在一個所謂的 “抑王論”，即從張懷瓘批評王羲之開始，王羲之在唐的書法地位開始動搖，隨著中晚唐諸多書法名家的雄秀而出，被貶抑的王羲之書法逐漸喪失其影響力與尊崇地 位。果真如此嗎？

　　張懷瓘?fù)砟晁稌h》中被今人引用得極多的兩句著名的話：一是“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二是“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 不足貴也?！比灰稣叽蠖鄶嗾氯×x，無視這兩句話所在的語境以及與上下文的關(guān)系，更無視其在張懷瓘書論觀念中到底處于何種位置。如果這樣也算是“抑王論” 的肇始，那么比張懷瓘要早很多年的李嗣真在《書后品》中，早就說過這樣的話：

　　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蝓砗Ｒ粕?，或翻濤簸岳。故謝安靈運謂云：公當(dāng)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耳。

　　但是請注意在這里李嗣真同樣在“逸氣過父”的前面加上一個主語，專門特指王獻之的“草書”。而就是這位李嗣真，卻在這句話的前面文字當(dāng)中，書法史上第一次對王羲之頂禮膜拜地喊出“書圣”的稱呼。

　　從上下文的語境以及所引用的王獻之勸王羲之改體的典故來看，通篇都只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在張懷瓘的眼里，王獻之的草書要比其父王羲之高強一些，為了托舉 出他心中認(rèn)為更好一些的王獻之，才說了被后人引用無數(shù)的那兩句話，然而卻忘了張懷瓘的特定語境，他只是特指王羲之的草書，而不能廣而大之地泛用與濫用。張 懷瓘借批評王羲之草書之機，實質(zhì)是要為王獻之發(fā)聲爭寵，使其重新回到書法史的一個高度上來。因此他在《書斷》中依然延續(xù)唐太宗的觀點，認(rèn)為王羲之“盡善盡 美”。張懷瓘并未“抑王”，相反的是，他是試圖在“崇王論”論調(diào)里再增加一層內(nèi)涵：即由初唐的單一崇大王論，過渡到中晚唐二王并稱、但仍以大王為中心這樣 的一種局面。

　　無論是初唐書家，還是中晚唐的楷書或草書名家，比如張旭、徐浩、顏真卿等等，其書法筆法的淵源來自于何處？ 羲獻也！在唐人筆下，不管徐浩、顏真卿怎樣有名，從筆法傳承的角度來說，二人始終逃脫不掉“崇王論”的籠罩：“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 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柳公權(quán)這位在穆宗朝因為善書擔(dān)任翰林侍書學(xué)士、并留下“心正則筆正”書史佳話的著名書法家，被后來的文宗皇帝譽為“鍾王復(fù)生， 無以加焉”。文宗時唐玄度弟唐玄序，更是以集王羲之行書而出名，可見晚唐時期的書壇豐碑依然是王羲之。因此，中晚唐存在所謂的“抑王論”，顯然是一個不小 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