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題跋韓滉《五牛圖》乾隆題跋韓滉《五牛圖》



宋代蘇軾在《寶繪堂記》中云“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提倡追求不為物所役使的自由精神，對“寓意”和“留意”的特點進行了概括?！霸⒁庥谖铩迸c“留意于物”的差別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淺程度，“寓意”是將心神暫時棲止于眾多物類之中，“留意”則心神過于執(zhí)著于眾物而成癡成癖。古代的鑒藏家一般都把寓意作為追求鑒藏的一種境界。很多古人的書畫著錄也以“寓意”為名，例如明代都穆的《寓意編》、清代繆曰藻的《寓意錄》等。

　　宋徽宗之后，乾隆是中國古代書畫藏品最多的收藏家。那么，乾隆有沒有談及古人理想的“寓意于物”？乾隆怎樣看待“寓意于物”呢？這一標準又是怎樣影響了乾隆的書畫收藏的呢？

　　乾隆的“寓意于物”

　　在收藏的繪畫作品中，乾隆最喜愛的就是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本文的論述，以乾隆對這幅繪畫的收藏伊始展開。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乾隆在此卷上題道：“乙丑（一七四五）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系真跡。而德潛文中所載沈、文、王、董、鄒氏五跋，有董、鄒而缺其三，且多孔諤一跋，以為《山居》與《富春》自兩圖也。然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亦命德潛和之，且詢其較《富春》為何如。德潛之跋，以《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一七四六）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跡，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友仁《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安用之?！由匍g，恒舉以告朕，朕謂：‘或者汝弗識耳?！噷⒁詠恚魻T粗觀，則居然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也……”

　　從題記中，我們知道：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沈德潛文集中的《富春山居圖》，引起了乾隆的關(guān)注。隨之乾隆看到了內(nèi)府的《山居圖》，但其上的題跋與沈德潛所記不一致，他詢問沈德潛此圖的情況并命沈德潛和詩，以為《山居圖》（子明卷）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是兩圖。此后，在沒有看到安岐收藏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之前，一直惦記著此卷。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春，乾隆在子明卷上題：“世傳《富春山圖》為黃公望生平杰作。此卷寫山居風景……未識與《富春圖》孰為先后?！?br/>
　　所以，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天，無用師卷進入了宮廷，乾隆在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觀賞，稱“則居然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沈德潛稱無用師卷是“畫中蘭亭”，從上面的題記可知，乾隆對此畫也是十分留意，但唐太宗時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并沒有在乾隆時的文臣身上重演。

　　在乾隆收入子明卷和無用師卷之間，乾隆身邊的不少詞臣與安岐都有來往。被乾隆稱為“五詞臣之一”的張照是《石渠寶笈》初編的主要編纂者，他與安岐有著密切的往來。張照曾為安岐的藏品《董其昌山水方冊》題外簽，還曾接受過安岐饋贈之陸治《梅石水仙雙鳩圖》。乾隆的另外一個重要詞臣錢陳群與安岐也有交往，稱安岐“平生然諾重意氣，米家書畫陶家珍”。

　　不僅如此，不少安岐的藏品此前就成為了乾隆詞臣的收藏。參與編寫《石渠寶笈》的張若靄就收集到不少安岐的藏品，例如張若靄收藏到安岐所藏黃公望、徐賁所繪的《快雪時晴圖》合裝卷，在前隔水貼上了安岐的舊簽，并在簽上題：“甲子（一七四四）夏月得于安氏，價值三十五兩，原簽附存于此，晴嵐記?！睂m廷所收安岐的藏品—趙孟《臨王羲之帖》卷、沈周畫《春草秋花》卷也曾經(jīng)張若靄收藏。

　　沈德潛稱“《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在成書于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的《墨緣匯觀》中，安岐對此卷確實沒有特別的關(guān)注，僅僅放在了書中《名畫續(xù)錄》中，介紹十分簡略。

　　也就是說，乾隆和文臣根本不需要像唐太宗和蕭翼騙取《蘭亭》那樣煞費苦心，十分輕易就能取得無用師卷。但是，乾隆并沒有主動收集此卷，而是等到安岐家道中落后，由傅桓送入宮中時，才出錢購買。這是為什么呢？

　　乾隆所珍愛的《快雪時晴帖》和《富春山居圖》（子明卷），除了被乾隆多次題跋，它們的藏所也不同于一般的藏品。乾隆內(nèi)府的書畫藏品，主要的保存處所在乾清宮、御書房、養(yǎng)心殿、重華宮、寧壽宮等幾處主要宮殿?！犊煅r晴》被放置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之“三希堂”。而《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則貯藏在咸福宮后殿之“畫禪室”?！叭Ｌ谩焙汀爱嫸U室”這些書齋，都是因為收藏到書畫藏品而專門命名的。研究者稱此類書齋為乾隆皇帝的“特展室”，“特展室”中的藏品雖然數(shù)量少，但當時皆是被乾隆十分珍視的作品。這種類型的“特展室”還有“三友軒”“四美具”“春耦齋”“學(xué)詩堂”等。

　　從這些“特展室”的作品來看，乾隆都是收集到了某一類藏品，而命名書齋，并非刻意搜求而匯集到“特展室”之內(nèi)。乾隆內(nèi)府稱為“四美”的是東晉顧愷之（傳）《女史箴圖》和北宋李公麟（傳）《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在晚明時為松江顧從義的收藏，曾經(jīng)董其昌的品題。在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的夏天，乾隆看到了《瀟湘臥游圖》尾紙上董其昌那段有關(guān)“四名卷”的題跋，發(fā)現(xiàn)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將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宮花園之靜怡軒西室，顏其室曰“四美具”。一七四七年，乾隆仿董其昌建立了畫禪室。在畫禪室內(nèi)《名畫大觀冊》和《富春山居圖》（子明卷）上，乾隆有相同的題跋：“唐王維《雪溪》、元黃公望《富春山居》二圖，為千古名筆，皆董香光畫禪室中藏物，題識墨跡猶存，今先后收入內(nèi)府，爰于咸福宮西室什襲以藏，即仿香光之意，顏曰畫禪。”其他“特展室”的藏品亦是如此。

　　乾隆珍愛的很多繪畫，在言明其來歷時，乾隆都聲稱是“偶得”。例如子明卷乾隆題云：“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對于“特展室”的藏品，乾隆頗為自豪的就是這些藏品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在乾隆內(nèi)府“湊巧遇合”。

　　乾隆在《題三友軒》詩中稱“天然同德聲應(yīng)隨，寓意于物有奇遇”。乾隆題《李伯時蜀江圖歌》：“乃今四美具一室，賞心樂事無倫比。寓意于物不留意，咄咄是吾乃所以?！痹陬}跋韓滉《五牛圖》時，乾隆再次強調(diào)“要惟寓意不留意，豈以羅致為貴耶”。他認為是自己“寓意于物”才有了“奇遇”，像“三友”“三?！薄八拿馈薄段迮D》這些珍寶才能被收入宮中。

　　乾隆刻有“寓意于物”印章，鈐蓋在大量的書畫藏品上。乾隆也多次強調(diào)寓意而不留意。乾隆也聲稱：“要以取有益，寓意非玩物”。實際上，這也是乾隆身邊的詞臣，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鑒藏觀。乾隆的五詞臣之一—汪由敦在《恭跋御制圓明園四十景詩》中云：“唯寓意于物而不為物役，斯無入而不自得焉。”他為張若靄的《蘊真閣圖》題跋中稱：“晴嵐非留意于物者，故以斯語質(zhì)之?！?br/>
　　與宋代的徽宗、高宗皇帝不同，盡管乾隆癡愛書畫，筆者還沒有看到他有征集書畫的諭令。乾隆十分重視刻帖，但詞臣建議征集快雪堂刻石時，乾隆并沒有同意。對臣下的書畫進貢，乾隆一般都不會全部接受。甚至對臣工進獻的一些流傳有緒的名品，乾隆也在品題后將其退還。譬如，清初收藏家王鴻緒的兒子王圖炯將其父所藏的《趙孟十札》（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上貢給皇帝，乾隆“題數(shù)語而還之”。乾隆在盡力做到他所謂的“寓意而不留意”。

　　乾隆在王羲之（傳）《快雪時晴帖》（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尾紙題詩云“賺得蘭亭蕭翼能，無過玉匣伴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他對蕭翼賺《蘭亭》和唐太宗殉葬《蘭亭》頗不以為然，而對《快雪時晴帖》傳至后世，公布天下而欣慰。

　　在乾隆即將去世前，他分別在最珍愛的作品—《快雪時晴帖》《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的裱邊題“以后展玩亦不復(fù)題識矣”，是在為自己的題跋做一個總結(jié)，又有著無奈與不舍。

　　而乾隆珍愛的“特展室”內(nèi)的藏品，沒有一幅隨乾隆殉葬。乾隆曾經(jīng)著錄的十七卷《詩經(jīng)圖》，包括舊藏學(xué)詩堂的十四卷，還有嘉慶收到的《毛詩四篇》卷，只有被乾隆認為是仿作的《召南》卷在宣統(tǒng)之前已流出宮外，其余的都完好地保存在清宮內(nèi)?！八拿馈痹谕螘r，還存于宮內(nèi)，“三友”則是到溥儀時才被攜帶出宮。“三?！敝械耐醌I之（款）《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也是在溥儀時才流出宮外。韓的《五牛圖》流散出宮，是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期。畫禪室內(nèi)的《大觀冊》《名畫薈珍》等冊頁和米友仁《瀟湘圖》也是在清末時散佚，而江參《江山千里圖》卷、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李唐《江山小景圖》卷均一直藏在清宮，現(xiàn)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那么，乾隆是否達到了他自己和詞臣所推重的“寓意于物”的境界了呢？

　　乾隆的“留意于物”

　　筆者在本文開始的部分，引用了乾隆在子明卷上的那段長題。從中可知，無用師卷在清代大收藏家安岐手中時，沈德潛看到了此卷，并在文集中收入了他的關(guān)于此卷的題跋。后來，他又奉皇帝之命在子明卷上題詩。不知是否這些事件有關(guān)，不少論者認為安岐收藏的書畫精品進入乾隆內(nèi)府與沈德潛有關(guān)。這一論斷，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jù)。不過，詞臣與內(nèi)府征集書畫確實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侍值南書房的詞臣，經(jīng)常與皇帝交流，以備皇帝顧問。他們清楚皇帝的需要和喜好。乾隆收到唐代韓的《五牛圖》后，諭令蔣溥等詞臣題詩、唱和。此后，蔣溥就進獻了其父蔣廷錫的《五牛圖》。在蔣廷錫臨項圣謨《五牛圖》中，詞臣蔣溥題云：“今韓原本列入《石渠寶笈》，臣溥謹將臣父所臨項本恭呈圣覽。倘蒙睿賞，得與韓真跡并存，榮幸無似，臣溥不勝颙望惶恐之至。”而乾隆題《故大學(xué)士蔣廷錫〈仿項圣謨摹韓五牛圖〉仍用題韓畫韻》中小注亦云：“蔣溥見《石渠寶笈》中有韓《五牛圖》真跡因進此卷奏請并藏?！焙髞?，蔣溥還搜訪到了項圣謨的《五牛圖》，進獻入宮。蔣溥進獻的書畫也不僅此兩卷，至少還有閻立本（傳）《孔門弟子像》卷（現(xiàn)藏首都博物館）和程棨《摹樓蠶織圖》卷（現(xiàn)藏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等。

　　侍值南書房的詞臣一般都有書畫進獻。長期侍值南書房的詞臣沈初，在筆記中，一連提到了自己所獻的六件作品，

　　頗為自得。在紫禁城漱芳齋內(nèi)的王翚《山水冊》和盤山千尺雪茶舍中懸掛的唐寅《品茶圖》（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皆有勵宗萬的多幅印章。在乾隆之前，勵宗萬是這兩幅作品同時代最近的收藏者。乾隆分別題此兩幅作品為“神品”和“逸品”，從乾隆的題詩來看，它們都在勵宗萬生前就已經(jīng)進入宮廷，很可能來自勵宗萬的直接進獻。根據(jù)筆者的統(tǒng)計，勵宗萬所藏，生前進宮的繪畫藏品不少于十一件（表一）。同樣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張若靄，在《石渠寶笈》初編完成后不久就病逝，而在初編中著錄了曾經(jīng)其收藏的四件繪畫，這些藏品應(yīng)該也是其進呈入宮的。


　　在籍的詞臣錢陳群似乎刻意在為乾隆收集書畫。錢陳群之子錢汝誠在沈周《韓愈畫記》（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稱：“此卷為沈周圖《韓愈畫記》，文徵明繕記于后，乃臣里項氏天籟閣世守之珍也……臣父臣錢陳群少時猶及見其（項元汴）家所藏翰繪數(shù)廚，此卷在焉里中鑒賞家亦謂是卷書畫雙妙，為墨林佳構(gòu)。臣父歸田后留心于親串中，訪購得之。嘗謂：‘石田此卷為盛年筆，所稱于北苑、營丘尤得心印者，此殆近之。衡山錄韓記，亦得意書。所當珍之秘笈，而未及呈進。’臣謹附錄緣起，恭呈睿覽，敬奉幾余品鑒云。臣錢汝誠恭識。”從中可知，此卷是錢陳群在家鄉(xiāng)收集的珍貴藏品，準備呈進給皇帝。后來，由其子進獻宮中。錢陳群不僅進獻其母陳書的作品，還進獻了夏圭的《西湖柳艇圖》和王淵的《梅雀報春卷》等。

　　研究者觀察發(fā)現(xiàn)“臣工進貢貢品全部是書畫的，在整個乾隆朝的進單中極為少見”。而目前所見的沈德潛進獻的三次目錄，全部是書畫。很可能沈德潛也像錢陳群一樣，著力在南方尋找書畫進貢。

　　因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癡迷，王氏書法被四處搜羅，進獻入宮。由于康熙喜愛董其昌的書法，于是“當時海內(nèi)佳品，玉牒金題，匯登秘閣”。乾隆也感慨“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

　　乾隆雖然沒有公開征集書畫，但只要他默許甚至是贊同進獻書畫，詞臣就會積極收集、進貢。從乾隆題跋的言語中，可以看出，他認為臣工有義務(wù)進獻作品，為內(nèi)府建立完整的收藏服務(wù)。他題跋曾經(jīng)張若靄收藏的《文同盤谷圖》云：“文同以畫竹擅名，內(nèi)府嘗有之，而山水則未見……卷為張若靄所藏，張照亦有跋識。或若靄得此于《石渠寶笈》書成之后，或以圖涉隱淪，未經(jīng)呈進，均未可定。”乾隆對張若靄未進呈內(nèi)府所缺的藏品，感到意外，并尋找解釋的理由。因此，就不難理解為何詞臣要主動進獻書畫了。

　　乾隆題韓的《五牛圖》云：“《宣和畫譜》載畫有《斗?！贰稓w牧》諸圖。即趙吳興跋中所列亦尚有四圖。乃《石渠寶笈》鑒，惟《豐稔》一圖，今年秋甫得此卷耳，名跡良足供幾暇清賞，要惟寓意而不留意，豈以羅致為貴耶！”言語中流露著愜意，聲稱自己“寓意而不留意”，不以羅致為貴。實際上，此卷在乾隆初年還藏于揚州汪學(xué)山的“求是齋”。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才經(jīng)當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之手，貢入乾隆內(nèi)府。乾隆雖然不“留意”，但沒有督臣在轄區(qū)內(nèi)著意尋訪并進獻，此圖是不會進入宮廷的。

　　在尹繼善進貢《五牛圖》的同一個進單內(nèi)，還包括了李公麟的傳世名跡《五馬圖》和其他作品。作為封疆大吏的督臣，是進獻的主力軍，浙江巡撫王亶望一次就進獻了包括“唐宋元人畫計一百幅”的一百余件作品。有意思的是，乾隆題《五牛圖》《五馬圖》多次，但沒有談到尹繼善。而在幾幅《五牛圖》中，多次提到了當時侍值南書房的蔣溥?？v觀乾隆品賞書畫的詩文，提及進獻的十分少見。顯然，乾隆在談及進獻書畫時在“避重就輕”。乾隆雖然沒有下旨征集書畫，但經(jīng)過臣工的搜集并進貢，越來越多的書畫從民間進入宮廷，日益在乾隆內(nèi)府集中。

　　很多收藏家在生前都不愿饋贈或賣出自己的藏品。為了不使《石渠寶笈》續(xù)編入錄的書畫超過前編，乾隆贈出了大量的書畫。詞臣沈初在《石渠寶笈》續(xù)編的序言稱贊乾隆“猶以玩物為戒，特申勤民之旨”。

　　那么，乾隆是把什么樣的藏品賞賜出宮了呢？

　　前文已經(jīng)談及了乾隆在“特展室”內(nèi)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清末才流落出外。乾隆真正珍視的作品，沒有一例是當時賞賜出來的。

　　阮元和沈初在筆記中，都有乾隆在《石渠寶笈》續(xù)編編書時把內(nèi)府書畫賞賜給王公大臣的記載。沈初稱：“辛亥，上命續(xù)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以乾隆十年后所得書畫不欲多于前編之數(shù)。因于欽定入書之外，分賚皇子、皇孫、內(nèi)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寶笈》所藏畫軸五百分賚矣。至是復(fù)有加。記余前后所得共三十余件。是冬，復(fù)以御筆書畫賞賜軍機處、南書房諸臣，余得御臨清和帖一軸?！鄙虺踉诠P記中專門有記名跡一節(jié)，此處記載了皇帝御賜的親筆書法，而沒有記載一例被賞賜的古畫，應(yīng)該是沒有名跡佳作。

　　阮元則記載了御賞書畫有“宋人《貨郎圖》一軸、元人《嬰戲圖》一軸、蔣廷錫《牡丹》一軸、董其昌《手札》一冊、惲壽平《山水》一冊、趙孟《無量壽佛》一軸、王維烈《九如圖》一軸（又癸丑春茶宴聯(lián)句，賜杜瓊《溪山瑞雪》一軸）”。阮元的弟子張鑒，特別指出“此等舊畫皆辦《石渠寶笈》時挑落次等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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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系故宮書畫部副研究館員。此文為故宮博物院課題“故宮博物院藏書畫贗品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