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件明正德年間的青花燭臺。燭臺很復雜，由四部分組成，最上端為蠟燭插口，外壁繪如意云頭紋；其下為燭臺細長支柱，中部繪圓形開光，開光內書寫阿拉伯文，上下分別繪勾蓮花枝紋及菱形紋。再下為承托圓盤，也繪如意云頭紋；最下端為喇叭形臺座，也繪圓形開光，開光內書寫阿拉伯文，開光上下分別繪勾蓮花枝紋及菱形紋。燭臺上的阿拉伯文與傳統(tǒng)紋飾，表現(xiàn)出阿拉伯文化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交融。
　　和這件燭臺同時展出的還有一件明正德的青花圓蓋盒。盒外飾有8個圓形開光，內書阿拉伯文字，漢譯為“實屬美品，它的精美工藝在信仰中生輝”。器底書“大明正德年制”。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書寫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圓形開光體構圖內部，以使所書寫的伊斯蘭教教義醒目突出。
　　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與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是一個系列展，側重于將明清不同時期的故宮標準瓷器與景德鎮(zhèn)出土的同一時期的瓷器殘片進行精細對比，使觀者可以有更為直觀的收獲。正在舉辦的恰恰是弘治、正德朝的瓷器對比。
　　明正德(1506—1521年)時期，處于15世紀與16世紀之交，是明代社會、文化變遷的分水嶺，即明代社會開始由之前的保守、沉悶逐漸走向革新、活躍，這決定了正德朝也是明代景德鎮(zhèn)御窯瓷器發(fā)展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點。這個轉折，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窯瓷器中的大宗產(chǎn)品，所用青料有所改變。二是在器型上，逐漸擺脫了成化、弘治朝御窯瓷器胎體輕薄、造型較少、裝飾疏朗等特點，而變得器物胎體趨于厚重、造型逐漸增多、裝飾偏向繁縟等。比如正德朝御窯瓷器品種多達20多個，少于成化朝，但多于弘治朝，其中尤以孔雀綠釉青花、素三彩、孔雀綠釉瓷等取得的成就最高、最受人注目。在造型上，正德朝也比成化、弘治朝御窯青花瓷器豐富得多，因社會需求燒造的書房、客廳用器和寺廟供用的瓷器明顯增多，比如燭臺、筆架、插屏，也有繡墩、渣斗、疊盒等。
　　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德時的青花瓷為什么會有特殊的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裝飾？這些裝飾背后又有著怎樣深遠的文化聯(lián)想？
　　青花瓷的出現(xiàn)是中國瓷器生產(chǎn)傳統(tǒng)的重大轉變。宋代以來的絲綢之路上，商人從伊斯蘭地區(qū)的心臟地帶，將鈷藍色料運到中國，這就是著名的“蘇麻離青”。元代末期的工匠開始用它繪飾瓷器，這讓中國境內與國際市場，引發(fā)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藝術變革。新瓷器風格的創(chuàng)造與成功，表明了中國與西亞長距離的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時代，人類已知的“寰宇”結合成一個世界性的體系。雖然元青花瓷已經(jīng)能夠批量生產(chǎn)，但明代才將青花瓷確定為宮廷用瓷，并指定景德鎮(zhèn)御窯廠專門燒造。青花瓷藝術在明代發(fā)展成熟，也在同一時期成為出口貿(mào)易瓷的大宗，在海外開疆拓土，影響深遠。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異域風格的造型、濃重明艷的呈色、超凡脫俗的紋飾，被后人贊譽為“發(fā)曠古之未有，開一代之奇葩”。中國陶匠為伊斯蘭客戶制作青花瓷，西南亞陶匠仿制中國的青花瓷。兩大文化傳統(tǒng)萬里相逢，彼此激蕩，到了正德年間水乳交融。
　　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為飾始見于永樂青花，但直到正德時期，才將大段《古蘭經(jīng)》箴言、圣訓格言等字句，題寫在器物上，具有宣揚宗教的意味。這反映了當時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 當然也與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習俗有關。這類青花瓷器造型不同于明永宣時期仿伊斯蘭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風格。瓷器上大多書寫“大明正德年制”官窯年款，屬官窯器物。而永宣時期御器廠生產(chǎn)的飾有伊斯蘭紋樣的器物，雖為官窯生產(chǎn)，但器物上均無本朝年款。
　　明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迅速發(fā)展的時期，也是回族在我國最終形成的時期。明政府對伊斯蘭文化的積極態(tài)度，鄭和下西洋與伊斯蘭世界的廣泛聯(lián)系，使得雙方文化交流達到了空前盛況。從這個角度看，明瓷中伊斯蘭因素不僅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也是自唐至明數(shù)百年間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文化交流的結晶。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時期飾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有20余件，國外博物館亦有類似的收藏。而以八思巴文署四字年款(意為“至正年制”)則為明代各朝御窯瓷器上所獨見。這些獨有的文化符號，一直是學者熱衷討論的學術課題。
　　正如英國著名古陶瓷學者哈里·加納所說，“中國陶瓷史表明， 在特定時期里處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對瓷器生產(chǎn)施加影響。”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藍花的裝飾效果寓意純潔、高尚、凝重，非常適合穆斯林的審美需求。透物見人，透物見史，也許就是觀者最大的樂趣和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