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藝術能教授些什么（首先是教給藝術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個性。作為一種最古老的——也最簡單的——個人投機方式，它會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獨特性、單一性、獨處性等感覺，使他由一個社會化的動物轉變?yōu)橐粋€個體。許多東西都可以分享：面包，床鋪，信念，戀人——但詩，比方說，勒內·馬里亞·里爾克的一首詩，卻不能被分享。藝術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其中包括一首詩，是單獨地面向一個人的，與他發(fā)生直接的、沒有中間人的聯系。

　　藝術是一門無后坐力炮，決定其發(fā)展的不是藝術家的個性，而是素材本身的推動力和邏輯，是材料發(fā)展的命運，這些材料每一次都需要找到（或提示出）本質上全新的美學解答。擁有自身的演變、動力、邏輯和未來，藝術便不是同義的，但在最好的情形下，與歷史同步，其存在方式就是一次次新的美學現實的創(chuàng)造。因此，藝術常常走在“進程的前面”，走在歷史的前面，而歷史的基本工具正在復制。

　　如今有這么一個主張流傳甚廣，似乎作家尤其是詩人，應當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街頭的語言、大眾的語言。這個帶有虛幻的民主性和顯見的實際利益的主張，對于作家來說是荒謬的，這是一個使藝術（這里是指文學）依附于歷史的企圖。如果我們認定，該停止“智慧”的發(fā)展了，那文學便應該用人民的語言說話。否則，人民則應該用文學的語言說話。

　　每一新的美學現實都為一個人明確著他的倫理現實。因為，美學是倫理學之母；“好”與“壞”的概念——首先是美學的概念，它們先于“善”與“惡”的范疇。在倫理學中之所以不是“一切均可能”，正是由于在美學中也不是“一切均可能”，因為光譜中顏色的數量是有限的。一個不懂事的嬰兒，哭著拒絕一位陌生人，或是相反，要他抱，拒絕他還是要他抱，這嬰兒下意識地完成著一個美學的而非道德的選擇。

　　美學的選擇總是高度個性化，美學的感受也總是獨特的感受。每一新的美學現實，都會使作為其感受者的那個人的面孔越發(fā)地獨特，這一獨特性有時能定型為文學的（或其他類型的）趣味，這時它就已自然而然地，即便不能成為一種保障，也會成為免遭奴役的一種保護方式。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也就愈自由——盡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布羅茨基：《文學的功績在于確立人的個性》，劉文飛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