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古書畫鑒定中,董其昌作品的真?zhèn)伪嫖鍪瞧渲幸粋€繞不開的重點與難點。傳世董氏書畫中不乏雙包現(xiàn)象,其中最著者,當屬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芭炫刃侣劇す糯囆g”前不久曾刊發(fā)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通過多年研究得出臺北故宮博物院本《煙江疊嶂圖》系清代收藏家高士奇臨摹的文章,并引發(fā)反響,本文作者通過文獻等方面的考證認為,臺北本確實疑點極多,也可能是高士奇摹本,但高士奇進贗則尚缺乏證據(jù)。
在上海博物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大展”中,展出著潘奕雋、沈樹鏞、吳湖帆遞藏的董其昌《煙江疊嶂圖》(上海博物館收藏)。這一山水長卷的質(zhì)地、尺寸、構圖乃至董其昌題識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同名手卷構成雙胞。此前,兩岸學者對這一現(xiàn)象頗加關注,近日見凌利中先生刊布研究進展,摹本之說讓人耳目一新。筆者試就《煙江疊嶂圖》與高士奇的關系略抒管見,求正于方家。
一、高士奇收藏《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始末
高士奇是清代康熙年間的“超級董迷”。他收集的董其昌書跡超過一百種,畫跡(卷、軸、冊)十件左右??滴醵四晗奈逶拢呤科媸盏酵貘櫨w寄贈的《董其昌煙江疊嶂圖》,以詩作答。其《苑西集》(康熙二十九年刊本)卷十一收錄了這首詩,詩題為“王儼齋總憲寄董文敏臨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卷》,用東坡韻為答”。全詩如下:
龍舸春停浮玉山,一江翠靄生春煙。
北歸風颿疾飛駛,夢中猶飮中泠泉。
巖松谷樹忽寄贈,開卷恍對眞山川。
煙雲(yún)渺渺列危岫,細路只在荒墟前。
層巓綿邈接怪崿,峰勢峭勁如插天。
今人那見駙馬跡,文敏落筆眞爭妍。
請看沙邊秋蘆亂,洲嶼崖壑缺處藏山田。
君不見,華亭書畫號雙絕,名齊米芾將百年。
卷餘素練寫長句,簪花舞女同便娟。
寒嵐漠漠斷石壁,疑有隱士丘中眠。
簟紋似水北窻下,細尋畫理同遊仙。
璠璵瓊瑰比情重,獲此神物誠何緣?
相思相望託雙鯉,為君更賦煙江疊嶂篇。
高士奇將《董其昌煙江疊嶂圖》稱為“神物”,并非泛泛之談。按照王鴻緒的自述,《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是“余家舊藏”,而且“余藏茲卷吝莫出,如龍抱珠潛深川”。王鴻緒出身松江大族,有著家學淵源;其父王廣心(1610-1691)筑有蘭雪堂,頗有董其昌書畫精品。董其昌小楷十分難得,而傳世《明董其昌楷書三世誥命卷》(今藏上海博物館)、《樂毅論卷》、《楷書陰符經(jīng)、府君碑卷》(今藏上海博物館)都是王氏父子的遞藏之物。
得到《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未出半年,高士奇即遭御史郭琇彈劾。是年冬,高士奇休致回籍,移居平湖。第二年夏季,高士奇摹寫一本《煙江疊嶂圖》贈送給王鴻緒,而原跡則仍留在身邊??滴跞?,高士奇復出北上,此卷隨行。途經(jīng)蘇州時,另一位康熙時期的名收藏家、江寧巡撫宋犖受邀上船,縱覽高士奇所藏書畫,寫下那首著名的“昭代鑒賞誰第一,棠村已歿推江村”長詩。在詩句里,宋犖稱頌高士奇藏品,有“煙江秋霽兩奇絕,氣韻生動真天人”之句?!扒镬V”是指《董其昌江山秋霽圖卷》(今藏于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而“煙江”就是《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就在船上,高士奇當即將“秋霽”送給宋犖。而“煙江”則隨高士奇繼續(xù)北上,之后伴他退養(yǎng)平湖。在晚年,高士奇曾兩次題識《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文曰:
荏苒十年,對之興歎。山荊亡後,室無侍妾,南北往來,唯圖書數(shù)卷作伴侶。今日晚凉,秋蘭已放數(shù)十莖,用文三橋耕井硯重記。江邨竹窗高士奇
此戊寅秋日題,忽又兩度歲華矣。庚辰正月十一日對梅花重記
在晚年,高士奇還編訂過一卷《明董文敏真跡》,即今日所見《江村書畫目》的一章。這卷目錄共記載董其昌書畫 53 件,絕大部分是高士奇本人收藏的精品,其中就有《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與之相鄰的是《項墨林墓志卷》(今藏于日本東京博物館),同時收錄在冊的還有《溪山深靜圖矮卷》(即《董其昌山水卷》,今藏南京博物院)。
二、臺北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的藏印疑點
古人收藏有“好事”與“賞鑒”之分。鑒賞家收藏歷代名跡,其裝潢、題簽、鈐印、題跋皆有法度。米芾《畫史》曰: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印。
鑒賞家用印相當鄭重。在探索書畫遞藏鏈時,考量收藏印記是否符合鑒賞家的用印風格是主要依據(jù)。至于印鑒本身,有流傳后世為妄人追蓋的可能。即使印記為真,也只能作為判斷遞藏的輔助依據(jù)。
在高士奇一生之中,在書畫上鈐蓋過的印章多達百種。這些印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陸續(xù)刻成的。早年,高士奇只有姓名字印和“苑西”印??滴醵四觎鑿哪涎仓螅呤科婵坛升S名、堂號、“竹窗”印、別號印??滴跞隁w田以后,他刻成了“清吟堂”印、“高詹事”印和若干閑章。以上述兩個時間為界,高士奇所用印鑒可分為早中晚三期。
和印鑒分期密切相關的是用印風格。高士奇在畫心上鈐印頗為講究,總是前后留下至少各一枚印記。在歷代藏印累累的名跡上,高士奇印記總是見縫插針在諸多藏印之中;印面較小,不顯山露水。而在歷代藏印較少的書畫上,高士奇印記則在邊角位置。借用時下流行語概括,可以說他是低調(diào)地刷存在感。不妨取與“煙江”并稱的“秋霽”(《董其昌江山秋霽圖》)為例?! ?br/>
對照“秋霽”,臺北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江村秘藏”一印孤零零得異乎尋常。圖為臺北本“煙江疊嶂圖”紅點位置-- “江村秘藏”印。
近30件高士奇所藏董其昌書畫流傳至今。茲將所見手卷的藏印、鈐蓋位置統(tǒng)計如下:
經(jīng)過大樣本量的對比,臺北本的孤印現(xiàn)象更顯突兀。在上海博物館展廳的特大顯示屏上,筆者對照了臺北本與上博本的高清圖片,發(fā)現(xiàn)臺北本畫面左側存在極不自然的收尾,提示畫心左側經(jīng)過切邊??紤]到這一因素,此處印記的缺失尚可理解;但是,引首側僅有高士奇一印仍然令人生疑。進一步將這枚“江村秘藏”與其他傳世高士奇舊藏標準件比對,筆者發(fā)現(xiàn)“江”字存在差異,提示此印不真。此外,前述《明董其昌楷書三世誥命卷》三件董其昌書法長卷皆有王鴻緒父子印記,而臺北本付之闕如,這是又一個疑點。
三、高士奇進贗缺乏證據(jù)
高士奇是清代著名的鑒藏家,也是一個爭議極大的人物。1924 年,近代學者羅振玉刊行《江村書畫目》排印本,提出“高士奇進贗”的說法。此說影響極大,前輩學者都深以為然,這就是“前人云竹窗老人喜故作狡獪” (何惠鑒)的由來。數(shù)年前,筆者撰文指出:羅振玉排印本存在篡改,與《江村書畫目》原件(今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不符;《江村書畫目》無法成為高士奇進贗證據(jù)。(《橫看成嶺側成峰——解讀<江村書畫目>》,《美術史與觀念史》第 16 輯,2014 年,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收藏家的作偽,在歷史上并不少見。有的是為了進獻,比如《清明上河圖》與嚴嵩的故事;有的是為了獲利,比如近代譚敬集團的造假。此類贗品一旦制成,總是即刻出手。臺北本是被《石渠寶笈續(xù)編》收錄的。也就是說,該卷入宮的時間不會早于乾隆九年(1744 年)。此時上距高士奇卒年已經(jīng)超過 30 年。臺北本系高士奇作偽進贗的推論難以成立。
至于新發(fā)現(xiàn)的王鴻緒詩題“澹人摹董畫和東坡歌行相贈”,只是高士奇摹本曾經(jīng)存世的佐證,且這個摹本為王鴻緒所藏,并不構成高士奇進贗的證據(jù)。
事實上,臺北本的藏印疑點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乾隆年間書畫商偽造高士奇印記以求牟利。以真跡配偽跋,或者以偽跡配真跋,乃是古代書畫作偽的常見伎倆。限于篇幅,僅舉一例為證。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一件明杜瓊《南湖草堂圖軸》,兩側褾綾各有一則題跋。一側署康熙甲戌六月北平孫承澤款;另一側的落款為竹窗高士奇,下鈐“士”“奇”連珠印和“高詹事”白文印,文曰:
余友退翁,多蓄古帖名繪,所制《庚子銷夏記》傳世。此幀為鹿冠道人作,暇日出示評賞,細玩跋語,甚有慕于淵孝之為人,不徒嘆羨筆墨,可謂好古之深者。案頭適缾荷作供,軒牖清涼,觀花讀畫,恍對古君子也。
康熙甲戌為1694年,孫承澤早已去世。而孫承澤生前與高士奇并無交往。這兩則拙劣的題跋顯然出自奸商手筆。有意思的是,這件作品不僅為《石渠寶笈續(xù)編》著錄,而且與《董其昌煙江疊嶂圖》都藏于重華宮。
此前,多位學者認為臺北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筆墨并非董其昌所繪。如今以鑒藏印記作為證,當可說明臺北本乃是另配而成,并非王鴻緒、高士奇遞藏的原物。
四、《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散出高家的線索
今臺北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后幅有兩則高士奇題跋。在題跋前鈐蓋了一枚“華原草堂”白文印。這是一枚罕用的藏印,此前歸于高士奇。《文征明桃園問津圖》(今藏遼寧省博物館)有此?。贿€有一枚文字相同的朱文葫蘆印見于《張渥竹西草堂》(今藏遼寧省博物館)。除此之外,尚未發(fā)現(xiàn)其他高士奇藏品有此印記。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件畫作都有高士奇孫女婿張照的題跋。摘引如下:
?。ā段恼髅魈覉@問津圖》)康熙癸巳五月,張照觀。
(《何澄畫陶潛歸去來辭張仲壽書》)余叔家藏唐六如先生歸去來辭圖。筆意蕭爽,無人間煙火氣??滴豕锼戎傧?,礪山舅出示此卷,覺六如卷遜一籌矣。靖節(jié)高風,披圖想象,宛在今日。往余有絕句云:
百花老去紅辭樹,眾草新濃綠滿床。
只有淵明詩一卷,引人清夢到羲皇。
今觀此畫意,亦不在無懷葛天后也。董思翁當炎暑便染翰寫雪賦,謂頓令心地清涼。
余謂此卷極合在京洛塵坌中觀。
礪山舅指的是張照妻弟——高士奇的長房長孫高岱。
康熙癸巳(1713 年)三月,是康熙皇帝六十壽辰。清廷在北京舉辦了規(guī)??涨暗膽c?;顒印8呤科骈L子高輿率領三百余名江浙耆老抵京祝壽,其子高岱和大批高士奇舊藏書畫隨行入京。高輿忙于事務,書畫交由年僅 16 歲的高岱管理。姐夫與他共賞書畫之外,還有外人慕名而來。王澍(1668-1743)曾在家書中談及當日見聞,其札曰:
……江村所藏董跡凡百余種,皆得見之,以《舞鶴賦》、《蘭亭詩》及《千文》為最?!扔诮寮乙姖h銅印二十小柜,計三千方,已印得譜,借隔遠無由相共,想聞之亦當艷羨也?!?br/>
涉世未深的高岱并沒有意識到,書畫藏品是不能輕易示人的。他很快遇到了一次挫折。《潘氏三松堂書畫記》有一段癸巳五月高岱題跋,文曰:
?。ā抖拿襞R各體書卷》)此卷于北京偶借人觀,為彼割去董書一段,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不勝憤憤。今查董跡共七接,連硬接在內(nèi)計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特記于此,以防后患也。
顯然,被截去的董其昌書法和高士奇跋文拼成了一件嶄新的書畫商品。話說,臺北本后幅除了“華原草堂”印記之外,未見其他高岱印記。而《文征明桃園問津圖》和《何澄畫陶潛歸去來辭張仲壽書》都有高岱的名章。此外,高岱遞藏的董其昌書畫在《明董文敏真跡》中皆有注釋,而《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卻在此冊中沒有注釋。這意味著《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很可能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不在高家了。
有意思的是,《潘氏三松堂書畫記》出自潘奕雋(1740—1830),而上博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最早的一枚藏印正是出自此人。
五、關于高士奇摹本
借助信息技術和影像技術,如今鑒識董其昌書畫有了許多便利的條件。收藏于各大博物館的藏品大量亮相,辨別真贗要比過去容易些;不過,想要進一步研究贗品就有點困難了;至于要查出贗品的真實作者,那就難上加難了??滴跄觊g的高士奇摹本,會不會在乾隆年間變成董其昌真跡?這個課題極有話題性,但技術難度也是有的。畢竟,鑒定方法仍然是上世紀的老辦法,選取標準件進行比對。
高士奇的繪畫參考品少之又少。據(jù)《山靜居畫論》記載,高士奇“仿文待詔《湘君湘夫人圖》、擬徐潤文《枯木竹石》,皆能臻妙”。其邑人葛氏說他“天資絕人”,仿《宋仲溫山水軸》“秀氣靈光紛披楮墨之外”??上В@些繪畫恐怕都亡佚了。
凌先生列舉的有《秋山客話圖》扇面,款題文辭有不通處。此外,《慈溪古今書畫作品集》收錄一件高士奇款山水立軸(目前有圖片可見)。此外,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更多高士奇繪畫的標準件?
對此,凌先生想必有所考慮。《董其昌煙江疊嶂圖》跋文有數(shù)百字,將高士奇書法與兩件雙胞作品進行比對,確實發(fā)現(xiàn)了一些蛛絲馬跡。(編者注:就臺北本而言,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者此前也承認是摹本。)高士奇書學董其昌,但氣息、風格與董其昌仍存在一定差距。如此前部分學者所言,臺北本的題跋書風確實一般,與董其昌標準的書風有著差距,而凌利中文中又將臺北本上的部分書法與高士奇書風對比,確實也有一定相似度。
無論如何,敢將臺北本定為高士奇摹本,想必凌先生胸有成竹。聊涂數(shù)筆,以作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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