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xù)昨日文：韓建業(yè)：“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點擊標題閱讀全文)

　　在上一篇中，韓建業(yè)教授指出，“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裴李崗文化時期，正式形成于6000前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廟底溝時代。這與人們所熟知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有何關系？“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對中華文明有何影響？

　　記者：人們常說中華文明五千年，您提出的“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起源于8000年前，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這與“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關系是什么？

　　韓建業(yè)：現(xiàn)在所說“文明”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西方civilization這個詞的翻譯，一般認為“文明”跟國家產生有關系。但在《周易》《尚書》等書中，“文明”是指在道德修養(yǎng)、禮儀制度方面達到一定高度后的狀態(tài)。我認為“文明”是指高度發(fā)達、長期延續(xù)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chuàng)造的綜合實體，“文明”不能等同于國家，但進入國家階段才可以稱之為文明社會。

　　以前學界曾將文字、青銅器和城市作為文明社會的三項標準，還有其他標準，都難以適合全世界的情況。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標志有兩個，一個是按地區(qū)劃分國民，一個是出現(xiàn)公共權力。我認為，對“文明”概念和標準的理解應該兼顧中西傳統(tǒng)，簡單套用容易水土不服，完全另起爐灶就會變成自說自話。

　　國家社會的特征之一是公共權力或者王權的出現(xiàn)，是社會復雜化的結果，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之上。距今6000年左右是“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形成時期，也是中國社會復雜化趨勢加劇并向早期國家邁進的一個關鍵階段。這時山西、河南、陜西三省交界處廟底溝核心區(qū)的聚落增加了三四倍。

　　以前的聚落是幾萬平方米，廟底溝時代出現(xiàn)了幾十萬、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房屋建筑以前多是幾十平方米，廟底溝時代出現(xiàn)了200—500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還出現(xiàn)很高級的墓葬。安徽凌家灘遺址距今5500年左右的墓葬出土了200件非常精美的玉器，奢華程度令人驚嘆，在當時的全世界范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凌家灘遺址出土玉器。(圖片來源：安徽省博物館官網)
　　到大約距今5100年以后，就出現(xiàn)了一些早期國家或“古國”，或者說出現(xiàn)了多個區(qū)域文明，中華文明正式形成，進入“古國文明”階段，和西亞文明、埃及文明幾乎是同時的。

　　這時期最明確的古國或區(qū)域文明，是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國和黃土高原的隴山古國，良渚古國以良渚古城為核心，隴山古國以南佐都邑為核心，兩個都邑聚落面積都在600萬平方米以上，都有大型宮殿建筑和水利工程。尤其我正在主持發(fā)掘的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座數(shù)千平方米的中軸對稱的宮城，稱得上是最早的“紫禁城”，是王權和國家出現(xiàn)的集中體現(xiàn)。

　　到了距今4100年以后，各個古國被整合統(tǒng)一，出現(xiàn)了真正的“天下王權”，形成一個以中原為核心的更大的政治共同體，這就是初步“大一統(tǒng)”的夏朝，中華文明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以后進入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朝晚期，之后為二里崗文化代表的早商和殷墟文化代表的晚商時期。夏商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qū)文化交融聯(lián)系成更大范圍的四個層次的文化共同體。

　　說到“王”或“王權”，我得解釋一下。中國上古時期的“王”，跟西方人說的“king”不是一回事?！発ing”就是一個地方的或城邦的首領，中國上古時期說的“王”是指“天下”之主，“王天下”才叫“王”，所以才《詩經》中才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xiàn)在把“king”翻譯成“王”，容易造成誤解。

　　通過前面對“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考古學梳理，大家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絕不是某些人宣稱的“想象的共同體”，她有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發(fā)展過程。搞清楚了這個過程，就能明白“中國”是從何而來了。

　　記者：您把“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發(fā)展的脈絡梳理得非常清晰。那么，“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韓建業(yè)：中國的地理環(huán)境相對獨立、廣大多樣，這是中國史前文化能夠形成的根本原因，當然也就是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形成的根本原因。古人心目中一天一地，天人合一，有共同祖先，古人把“敬天法祖”作為他們最神圣的信仰，這種宇宙觀是推動文化上早期中國一體化進程的強大精神力量。

　　但是為什么早期文化圈的起源和形成都是以黃河中游地區(qū)為核心呢？黃河中游地區(qū)氣候、地貌和土壤條件等都比較適中，黃土高原地勢高亢，氣候的變化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不會造成毀滅性影響，不像特別靠北的地方氣候變得太冷就沒法生存，長江淮河流域水太多的時候容易發(fā)生水災。

　　不過黃河中游的旱作農業(yè)雖然很穩(wěn)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飯，很多情況下也就是勉強解決溫飽，不像長江流域的魚米之鄉(xiāng)那樣富裕，北方人群的侵擾還會對它造成一定壓力，這樣的地方容易產生憂患意識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品格，反而使文化更易于連續(xù)發(fā)展。還有就是黃河中游地區(qū)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國主體區(qū)的中心，易海納百川，也易輻射四方。中華民族的先祖伏羲、女媧、炎帝、黃帝等可能就誕生在黃河中游地區(qū)。

　　記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具有多方面的豐富內涵，這對后世的中華文明產生了哪些影響？

　　韓建業(yè)：“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或者說“早期中國文化圈”，指的是一個大的文化共同體，它是后世文化上中國的前身，是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礎，也是現(xiàn)代中國的史前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是一個非常穩(wěn)定的文化共同體，沒有出現(xiàn)過很大的波動，這與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不一樣。比如秦漢時期政治上“大一統(tǒng)”，魏晉南北朝政治上分裂，但整個中國文化還是統(tǒng)一的，文化上的中國是穩(wěn)定發(fā)展的。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是文化上一直是統(tǒng)一共同體。

　　所以我才強調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中國分裂的時候向往統(tǒng)一、統(tǒng)一的時候維護統(tǒng)一的重要基礎。即使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會自然而然地接受這種文化觀念。

　　“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還產生了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一些精神文化特質。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敬天法祖”信仰，整體思維、天人合一、以農為本、穩(wěn)定內斂、誠信仁愛、自強不息、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這些精神文化特質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靈魂，貫穿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受訪者簡介：

　　韓建業(y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新石器商周考古學、中國上古史、環(huán)境考古與人地關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較等。正在主持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的發(fā)掘工作。